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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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又是一个机会。　　　　
　　　　5月1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会后，在向毛泽东报送的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中，有邓小平、陈云等人。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共246人。在宣布完中央工作会议的三项议程后，周恩来还特意提到邓小平复出的事。他说：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　　　　
　　　　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因为当时的副总理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处，密谋策划。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邓小平进政治局（1）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康生在一旁谋划说：“邓小平进政治局，我是不同意的，群众是有意见的。这个情况你们搞个材料向主席报告嘛！”　　　　
　　　　有了康生的支持，江青更是肆无忌惮：“我要当面向主席提抗议，问问他文化大革命还算不算数了？走资派还要不要批判？”　　　　
　　　　张春桥不愧为“军师”：“康老，我记得1967年4月你在军委会议上有个讲话，是专门批判邓小平的，讲得非常全面、深刻。”　　　　
　　　　王洪文说：“对，应该把康老的讲话找出来让群众学一学，现在许多人连邓小平犯的什么错误都记不清了。”　　　　
　　　　康生说：“其实，不用我的讲话，也能挡住邓小平，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　　　　
　　　　江青一伙在幕后千方百计把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和帮凶大量塞进中央委员会，以增加他们在中央委员中的比重。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踏进了中央政治局，由此，他们在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他们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十大”从组织上仍然继续了“九大”的错误。　　　　
　　　　江青一伙甚是洋洋得意。　　　　
　　　　然而，三个月之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把邓小平请回了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　　　　
　　　　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是谈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接着，毛泽东就提出邓小平进政治局的问题。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出乎意料，目瞪口呆。　　　　
　　　　周恩来等人意料之中，凝神地微笑。　　　　
　　　　毛泽东还以他惯有的幽默告诫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趁热打铁，又把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上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12月14日、15日，毛泽东又连续把周恩来等有关政治局委员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召集到住处谈话，都谈到邓小平的工作问题：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你（指邓小平）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还在通知上注明：此通知可以下达到党内外群众。这一句话又包含了周恩来的多少良苦用心！显然，通知可以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其效果、覆盖范围比公开登报发表的还要好、还要大。因为公开发表还会有人看不到，而以传达中央文件的名义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　　　　
　　　　此后，凡遇有重大国事和外事活动，周恩来都有意让邓小平一起参加。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四人帮”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和刁难邓小平。　　　　
　　　　1974年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问题。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等借口为理由，反对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率团去出席联大，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会后，周恩来顶着江青等人的压力，毅然在外交部关于邓小平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大发雷霆，逼迫外交部撤回这个报告。　　　　
　　　　3月2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见后，周恩来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让邓小平出席联大，也是他的意见。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政治局其他同志，并要在场的王洪文转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邓小平进政治局（2）

　　　　次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问题。江青仍不知趣，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大闹政治局。周恩来请人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迫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被迫同意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会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重，专程前往首都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隆重送行。两位老战友的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紧紧的握手，凝聚了多少嘱托，又凝聚了多少信任！　　　　
　　　　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显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送往迎来。　　　　
　　　　这分明是一个病重中的古稀老人，为了给即将起航的战友创造继续斗争的有利条件，在拼尽他的全部生命和最后气力。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四人帮”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被打倒、被关押、“靠边站”的老干部太多了。　　　　
　　　　在力举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也在积极着手“解放”文化大革命中遭错误打击的其他老干部。　　　　
　　　　历史，仿佛给老干部们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些原来出生入死去解放劳苦大众的老干部，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自己打下了红色江山、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他们自己还会陷入被“解放”的境地。他们一千个不理解，一万个想不通。　　　　
　　　　性格直率的陈毅元帅在1967年面对着呼啸而来的要打倒他的狂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　　　　
　　　　陈毅的话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打倒、被关押的老干部的心绪。　　　　
　　　　林彪集团覆亡后，成千上万个被冤屈的心在艰难的煎熬中急切地期待着“解放”。　　　　
　　　　毛泽东出人意料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暗示”。叶剑英把陈毅的悼词往周恩来怀里一塞，双手抱拳拱了拱。周恩来抓住时机加快“解放”干部的步伐。　　　　
　　　　1971年11月12日，公安部门的一份关于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看着这份报告，周恩来自然想起了许多被打倒交由公安部门监管的老干部。他一连写下了十几条批语，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在看到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时，周恩来在旁边批注：“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　　　　
　　　　在看到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时，周恩来在旁边批注：“错误认识。”　　　　
　　　　在看到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关系时，周恩来批道：“极其有害的思想。”　　　　
　　　　在看到建议监狱设立医务处时，批道：“快办。”　　　　
　　　　在看到建议医院增设床位，将急需住院的送医院治疗时，批示：“请公安部与卫生部一商，报国务院解决。”　　　　
　　　　周恩来批阅这份报告时，林彪集团刚刚覆亡，还不到两个月。一切拨乱反正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同时，因为江青一伙还在台上，那些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的老干部要放出来，条件还不成熟。周恩来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的疾病和痛苦，保住他们的生命，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关押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