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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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先办。我得去参加谋杀活动。从技术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绝参加,那么做无可指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拒绝,那么我自从1976年以来与党徒之间所建立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尽管不去,他们的谋杀照样进行。我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估计可能是反对派中的某个老练党徒,说不定是4个副官中的某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我摸不清,联邦调查局也提供不了情况。我不知道谋杀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他们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达一下,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如果我和他们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这样好向我们的人通风报信,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给逮起来。
我给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电话。他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干的是,从我到达迈阿密的时候起就派一个监视组对我监视。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谋杀的对象是谁以后,时间允许或许可以打个电话。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谋杀对象,监视组可以尾随我们,直到最后可能的机会,等我发个信号或什么的,他们就可以以违反交通规则或别的随便什么理由来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孙尼现在高兴吗?”
“别提,高兴得像鲁娜公园大放光彩。是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很满意,我很高兴。”
“对了,勒菲蒂,我们忙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我们受些损害,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权力。我宁可要权而不要钱。这些家伙都弄到了钱,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钱干什么。他们到哪儿?谁也不受他们管。他们还有他们的副官。可是副官们又找谁啦?”
“那帮人仍然归勒斯蒂管吗?”
“谁都归勒斯蒂管。全国都是这个章程,到处一样。老板只能有一个。”
“是这样吗?”
“谁也代替不了他。”
我们到了悌维尔旅店的钢琴酒吧。勒菲蒂对我们说:他、孙尼、乔伊·马西诺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纽约“为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他说:他们把各方“拧在了一起”;作为回报,委员会对他们明确表示,勒斯蒂将继续当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为街道工作”、或是为委员会或者是为类似这样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监视组对他监视了两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