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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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兵力。
张自忠、黄维纲感到纳闷，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会这么轻易放弃么！？肯定不会的。可为什么会突然撤走源源集结于此的大部分兵力呢？其中必然另有原因。是他们在这里碰了硬钉子，知道这块地盘不好“吃”，改而想从其他地方下手？要不然就是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变故。
这个谜团，很快被解开。原来是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蒙（古）军发生了“贝加尔事件”的冲突，日寇害怕腹背受敌，所以缓和了察东地区紧张局势，对即将由他们发动的新一轮武力进攻来了个紧急刹车，以便先应付与苏蒙军队的冲突。
正当二十九军的全体官兵们为他们用自己血肉筑成的“长城”，又一次把侵略者阻挡在疆域之外而自豪时，突然一道命令，使张自忠和所有的二十九军全体官兵震惊了。
他们突然接到一个据说是南京军委会的命令，命令二十九军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3）
二十九军得到南京军委会命令，要他们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1935年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沽源大滩，达成了《大滩口约》。
从口约的内容看，日军虽未达到完全占领察东的目的，但仍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日寇为了应付“贝加尔事件”，采取了稍为缓冲一下的态度，却不料南京中国政府表现出如此软弱。这使他们觉得，只要稍为给南京中国政府在军事上施加一点压力，而不一定全部施加武力，便可以逼使其让步，从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于是，它便以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推进。所以这一年夏天，日寇又接连挑起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
根据《秦土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平、津撤出；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军队撤出察哈尔省，退入河北。
仗没有打，甚至打了胜仗，却得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日寇侵略者。张自忠想不明白，手下的将领们想不明白，二十九军的士兵们更想不明白。但身为军人，所受教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办法，只有按军令撤退。
二十九军南撤的一天，部队整装向南出发。许多百姓，携儿带女，驾着大车，推着小车，吆着毛驴，挑着担儿，也跟着队伍向南逃难。队伍走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就会来，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呀！
那些走不了的百姓，站在道旁，流着泪，前来送自己的军队。
看见队伍来了，他（她）们跪在道旁，流着泪哭喊着：“你们不能走哇！”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跪在张自忠面前，抱住他的腿哭道：“张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张自忠也流泪了。他跪下来，扶起老大爷，然后爬到一个高台上，含着眼泪抱拳对跪着的父老乡亲们道：“乡亲们！大家请起来吧！老实说，我张自忠和手下弟兄们也不愿走，不想丢下这里的父老乡亲们走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誓死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令难违呀！我们不能不走。我们走后，你们大家暂时到山里去躲避一下吧。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他跪下来，向乡亲们磕了一个头。
随同他出发的官兵们，见师长跪下磕头告别乡亲，也都哭了。他们全都跪下来，对着送别的父老乡亲们磕了一个头，齐声道：“我们发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这些钢铁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啊！
张自忠咬咬牙，抹去眼泪站起身来，发出命令：“出发！”
部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南撤走了。张自忠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心，像铅一般沉重。走出很远，他回头望去，那些送别的乡亲们，却像失了魂似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队伍。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尚隐隐可闻。
张自忠此时的心，也在紧缩着，绞痛着。
不知是哪一位军官在前面起了一个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整个队伍齐声唱了起来。那歌声是那样的悲壮，抒发着二十九军官兵此时的悲壮心情。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中将军衔。
其实1927年底张自忠任师长时，已是实授中将衔。鉴于各系军队编制军衔混乱，1935 年国民政府对全国陆军实行统一授衔并予确认。
6月，张自忠受命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察哈尔省治安。
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摩擦，引起中日战争，便于1935年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企图再次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
宋哲元一气之下，回到天津寓所养起“病”来，遗缺由秦德纯代理；察省军政事务则由张自忠代理。
蒋介石在成都曾几次电召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哲元均推病不往，以表示心中的怨尤。
蒋介石无奈，只好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见二十九军将领。
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会晤时，坚决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
冯治安遥指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
张自忠道：“很对。这就是我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态度。此言可对天言。”
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电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上山，对秦德纯面授机宜。
蒋介石指示秦德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秦德纯返回天津，即密报宋哲元，按蒋介石的密令勉力维持。
7月15日，张宗衡等人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归来，到张家口向张自忠汇报。
张自忠问道：“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
张宗衡道：“察东事件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我们争取和平，就是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4）
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不错，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准备，可是敌人让你准备吗？我们可也不能老说准备啊！别人已动手狠狠揍你了，已经把你打得鼻青脸肿，你不还手，还对他说，别忙，我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还手！？要是我自己事，早已和鬼子拼老命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两个卖国屈辱的协定达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和东北军势力的企图得以实现，获得成功，使华北局部出现真空化。紧接着日本侵略者着手策划华北地区“傀儡化”。
他们指使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制造要求“自治”的“民意”气氛。又派人游说原北洋军领袖和华北各省首脑，如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策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6月26日，以汉奸政客白坚武为首的汉奸、匪徒数百人，在日军的唆使下，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且悍然攻打北平。此事最终被平息下去，只是一场虚惊。
宋哲元便抓住这个时机，作出进军北平的决策。他派肖振瀛出面，向北平军委会代理主任鲍文樾建议，抽调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加强防务。当即得到鲍的同意。
在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九军迅速控制了北平所有要地，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的这一举措，完全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路着眼，从以后的事实发展情况来看，应该说也是为了避免平、津及华北落入汉奸手中。
在中央军、东北军都已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仅驻军冀察两省，而且控制平、津两市，再次化险为夷，实现了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也一跃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派。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日寇的侵华政策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傀儡产物出笼。从此，冀东22县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日本这一步侵略目标是华北，自然不会以冀东22县为满足。为此，它一方面继续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继续对宋哲元进行策动，旨在建立一个比殷汝耕政权更大的亲日机构。
宋哲元也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考虑，根据肖振瀛等人的建议，趁机利用日蒋矛盾，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此时正全力向江西等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发动“围剿”，不愿在这个时候对日进行全面战争，以免腹背受敌。所以极力想通过华北这个缓冲地带，既满足了日本侵略野心，又可缓和稳定局势，保持中日的“和平”，全力剿共。
蒋介石根据实际情况，不得不同意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缓冲一个时期。12月11日，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8日，政委会成立，辖区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委员会委员共17人，主要由二十九军将领、东北军人士和亲日派三部分人员组成。二十九军方面，除宋哲元外，还有张自忠、石敬亭、秦德纯、肖振瀛任委员。
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设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舆论界发出了“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出卖华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宋哲元勾结日本，降敌辱国，罪无可逭，建议政府严办。但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宋哲元与殷汝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而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谋求二十九军的生存与发展，其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未变。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5）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给二十九军发展带来巨大转机。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等人从此掌握了冀察平津的军政大权，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也成为保卫华北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对辖区人事作了安排，河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并兼察省保安司令。
察哈尔省主要官员为：主席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民政厅长杨兆庚，财政厅长过之翰，教育厅长赵伯陶（1936年1月由柯昌泗接任），建设厅长张维藩（1936年1月由张砺声接任），保安处长李文田，警务处长张九卿。
张自忠出任省主席后，三十八师师部及特务团、一一二旅二二三团、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均由宣化移驻张家口市。
初任省主席，张自忠就如何执政问题，虚心地向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吕秀文求教。
“您看我今后该怎么做为宜？应注意什么，方能把这工作做好？因自忠过去未干过这工作，没有经验，特来向您请教。”
李秀文道：“我有三点建议，提供荩忱参酌：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
张自忠点点头道：“自忠一定牢记您的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