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1届-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第4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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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你我也曾想到，只是还没有和尚说得透彻。今日朝中，上下一片欢乐胜利之情，皇上也急于到北京登极，文臣们更是盼望着这一天赶快来到。不空和尚的话，你千万不要对人说出。你知道我知道就算了。一旦传出，你我必然有不测之祸。”
李岩问道：“献策，你是不是同和尚见见面，亲自谈一谈？”
宋献策摇摇头，说道：“今日情况非往年可比。我身为当朝军师，行动必有许多护从，而且也不能不让皇上知道。皇上知道我去晋祠见一个五台山的和尚，必将问我何事。我说出实话没有好事，不说实话对皇上不忠，所以我不必见他了。何况……林泉，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以为不空和尚会留在晋祠，等待我们再去找他吗？”
李岩问道：“为何他不会等我们再谈一次？”
宋献策微微一笑说：“这个和尚之智谋，也许非你我所能及。他同你谈这一番话，既为着向我们大顺朝进忠言，也为着他对崇祯尚有君臣之义，不忍见崇祯迅速亡国。”
李岩问：“何以见得？”
宋献策说：“他希望我们在太原停留几个月，准备更多的人马。这看起来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呀，既可以巩固三晋，也可以抽调更多的人马前往北京，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一点看，是对我们进了忠言。可是他也明白，如果有几个月我们不进兵，南方的史可法、左良玉的兵可以北上勤王。还有，我们已经得到密探禀报，崇祯准备调吴三桂的兵进关。只要北京有十万或者五万军队守城，我们攻破北京就困难了。所以他既是为我们打算，也是为崇祯打算。”
李岩感到吃惊：“哎呀，不空和尚用心至深哪！”
宋献策接着说：“所以我断定，今天五更，他必然离开晋祠，回五台山去，决不会继续在晋祠逗留。”
李岩说：“如果皇上要用他，可以派人追赶他回来。”
宋献策说：“你毕竟是书生之见。好，这一点你不要再操心了。如今倒是要吃了早饭，一同进宫议事。”
李岩问道：“不知皇上要我们商议什么？”
宋献策说：“昨天下午，我们又得到从北京来的密探禀报，说朝廷之上，有人主张崇祯皇帝往南京逃，也有人反对。从正月间到现在，议论不决。还有调吴三桂的兵来北京守城之事，也是议而不决。所以我同皇上，还有汝侯刘爷、牛丞相，匆匆忙忙商量了一下，决定两三天内就赶快向大同进兵。今日就是要商量进兵之事。皇上可以晚走一步，以汝侯为首统帅前敌人马，你我跟随前去，你的人马也要派去。还有补之的人马，比较精锐，都先动身。至于如何动身，大同投降的消息还没有回来，宁武关投降不投降也不知道，可能要准备一战。今日皇上召集进宫会议，就是商议此事。”
随即宋献策吩咐开饭。吃过饭以后，稍事休息，他们就进宫去了。
第四章
进入甲申年，多尔衮每天都在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他获得关内的各种消息，主要依靠派许多细作在北京打探。对探到特别重要消息的细作，不惜重赏。关于北京朝廷上的忙乱举措和纷争，以及“陕西流贼”的重要活动，几乎是每天或每隔三两天就有潜伏在北京的细作报到盛京，先密报到兵部衙门，随即火速禀报到睿亲王府。住在沈阳城内的多尔衮，天天都在考虑如何率大军进入中原，而明朝当局却因自顾不暇，没有时间考虑满洲敌人的动静。至于李自成，一则被一年多来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冲昏了头脑，二则目光短浅，不懂得他东征幽燕进入北京以后的强敌，并不是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和好比日落西山的大明朝廷，而是崛起于辽东的、对关内虎视眈眈的所谓“东虏”，所以对关外的情况知之甚少甚或全然不知。
大约在正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说那个名叫李自成的“流贼”首领已经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且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正月初，派遣了五十万人马分批从韩城附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所向无敌，正在向太原进兵，声言要进犯北京，夺取明朝江山。这一消息不仅来自朝野惊慌的北京，也来自吴三桂驻守的宁远城中。当时宁远已经是明朝留在山海关外的一座孤城，但是由于吴三桂的父母和一家三十余口都住在北京城中，而吴三桂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也常有密使往来，所以从宁远城中也可以知道北京的重大消息。从北京、永平和宁远城中探听到的“流贼”正在向北京进犯的消息大致相同，使多尔衮不能不焦急了。
在爱新觉罗皇族中，最有雄才大略的年轻领袖莫过于多尔衮这位亲王。他从十八岁就带兵打仗，不仅勇敢，而且富于智谋，后来成了皇太极政权圈子中的重要亲王。去年八月间，皇太极突然去世之后，皇族中有人愿意拥戴他继承皇位，他自己也有一部分可靠的兵力，然而他为着安定清国大局，避免皇室请王为皇位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削弱国力，他坚决不继承皇位，也打退了别人觊觎皇位的野心，严厉惩罚了几个人，同时他紧紧拉着比他年长的、且有一部分兵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同心拥戴皇太极的六岁幼于福临登极，由他和郑亲王共同辅政，被称为辅政亲王。
他自幼就以他的聪明和勇敢，在诸王贝勒中表现非凡，受到父亲努尔哈赤的宠爱，也受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皇太极的特别看重。他自己虽然口中不说，然而环顾同辈，不能不自认为是爱新觉罗皇族中的不世英雄。由于他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有进兵中原，灭亡明朝，迁都北京，以“大清”国号统治中国的抱负，所以在皇太极突然病逝之后，在举朝震惊失措、陷于皇位纷争，满洲的兴衰决于一旦之际，他能够以其出众的智谋和应变才能，使不懂事的小福临登上皇位，为他以后实现统兵进入中原的大计准备了条件。然而，像多尔衮这样具有巨大政治野心的人物，对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件事并不甘心，他必须在统兵南下之前实现两件大事：一是将大清国的朝政大权和军权牢牢地拿到他一个人手中；二是再对心怀不满的肃亲王豪格搞一次惩罚，除掉日后的祸患。
多尔衮在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之初，利用济尔哈朗思想上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建立他的专政体制。济尔哈朗的父亲名叫舒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兄弟，协助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吞并建州各部，战功卓著，声名不下于努尔哈赤。大概是由于疑忌心理，努尔哈赤忽然搞去了舒尔哈赤的兵权，将他禁锢起来，随后又秘密杀掉，又杀了舒尔哈赤的两个儿子。这一件努尔哈赤杀弟的惨案并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在努尔哈赤生前不允许随便谈论，他死后在皇室和群臣中也不许谈论。当父兄们被杀害的时候，济尔哈朗尚在幼年，由伯父努尔哈赤养大，也受皇太极的恩眷，初封为贝勒，后封为亲王。这一件家庭悲剧在他长大后从来不敢打听，更不敢对伯父努尔哈赤有怀恨之心，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希望保住亲王的禄位，在功业上并无多的奢望。多尔衮平日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这些弱点，所以拉住他共同辅政，为自己实现独专国政的野心做一块垫脚石，以后不需要的时候就一脚踢开。
大清国的武装力量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基本武装是满洲八旗。满洲八旗分为上三旗和下五旗。原来上三旗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蓝旗。两黄旗的旗主是皇太极，而正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第五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天命元年时被封为和硕贝勒，是满族开国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上三旗等于皇帝的亲军，平时也由上三旗拱卫盛京。天聪五年（1631），莽古尔泰参加围攻大凌河城的战役，他因本旗人员伤亡较重，要求调回沈阳休息，同皇太极发生争吵。莽古尔泰一时激动，不由得紧握刀柄，但刚刚将腰刀拔出一点，被皇太极身边的戈什哈扑上前去，夺下腰刀。莽古尔泰因此犯了“御前露刃”的罪，革掉大贝勒封号，夺去五牛录①，人员拨归两黄旗，又罚了一万两银子。又过了一年多，莽古尔泰暴病而亡，他这一旗的力量便大大衰弱，内部也分化了。多尔衮担任辅政之后，就同济尔哈朗一商量，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而将他的同母弟多铎所率领的正白旗升入上三旗。原来属于皇帝亲自率领的两黄旗，如今就归幼主福临继承。但福临尚在幼年，两旗的重大问题都由多尔衮代为决定。有时多尔衮也通过两宫皇太后加以控制。这样，上三旗的指挥权就完全落在他的手中。
①牛录——清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一牛录为三百人。
满洲政权的多年传统是各部中央衙门分别由亲王、贝勒管理，称之为“十王议政”。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一商量，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会议，当众宣布停止这一传统制度。大家听了以后，小声议论一阵，慑于多尔衮的威势，不得不表示同意。自从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政权，定年号为天命元年开始，由爱新觉罗皇族的贵族共同听政，改为各职官分管朝政，听命于皇帝。这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满洲政权的一大改革，也是多尔衮走向个人独裁的重要一步。
多尔衮在个人独裁的道路上步步前进，而济尔哈朗却步步退让。凡有重大决定，都是多尔衮自己决定之后，告诉郑亲王济尔哈朗，由郑亲王向朝中大臣们宣布，命大家遵行不误。郑亲王虽然对多尔衮的步步进逼很不甘心，但是事实上多尔衮在朝臣中的威望日隆，又掌握着拱卫盛京的上三旗兵力，许多朝中趋炎附势的大臣都向睿亲王靠拢，他在不很甘心的情况下被迫做着多尔衮手中一个工具。他已经通过他自己的一些亲信知道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势不两立，其间必将有一次严重的斗争。虽然豪格是先皇帝的长于，又是一旗之主，但是一则他的智谋和威望不如多尔衮，二则多尔衮身居辅政亲王的崇高地位，又有顺治皇帝的母亲在宫中给他支持，济尔哈朗看出来豪格必然会大祸临头。他是皇室斗争中的惊弓之鸟，密嘱他手下的亲信官员们千万不要同肃王府的人员有任何来往，只可暗中探听消息，不可在人前露出风声。同时他知道睿亲王身有暗疾，经常服药，而且在朝臣中招来不少人的暗中忌恨。他预料到将来迟早会有一天，睿亲王也会有倒运的时候，所以他在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在心中恨恨地说：
“有些话，到那时再说！”
甲申正月的一天，济尔哈朗按照多尔衮的意思，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全部堂官，用下命令的口气说道：
“我今日召见各位大臣，不为别事，只是要面谕各位记住：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将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和行礼的时候，都是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你们都听清了么？”
众大臣都明白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而是预示今后的朝政会有大的变化。大家在心中凛凛畏惧，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一齐躬身回答：
“喳！”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多尔衮在大清国独裁专政的体制上又向前跨进一步，原来议定的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的体制变了，郑亲王的地位突然下降，成了他的助手。多尔衮瞒着济尔哈朗，从一开始就将实现他的专政野心同亲自率清兵南下占领北京这一扩张野心联系在一起考虑。如今他向独专朝政的目标日益接近，只有两件事等待实现：一是给肃亲王豪格一次致命的打击，拔掉他在爱新觉罗皇族中的心腹之患；二是在出兵之前将他的称号改称摄政王，而不是辅政王。其时，在大清国的文武大臣中，有汉文化修养的人较少，所以有时不能将摄政与辅政的真正性质分清，在称谓上常常混乱。多尔衮遇事留心，勤于思考，又常同像范文程这样较有学问的汉大臣谈论，长了知识，所以他明白摄政虽然也是辅政，但真正含义绝不同于辅政。他也知道当皇帝尚在幼小年纪，不能治理国家时，有一位亲族大臣代皇帝全权处理朝政，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这就叫做摄政，如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拥立福临登极之初，他已经有此野心，但当时他如果提出来这一想法，必会招致激烈反对。他考虑再三，不敢提出这个意见，而是暗中授意他的一派人物拥护他与郑亲王共同辅政。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条件愈来愈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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