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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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著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一般认定蒋之下野是困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以及未能积极抗日，备遭批评所致。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部分原因，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蒋氏夫妇并没有回到溪口旧宅居住。蒋介石和毛福梅协议离婚时，同意让毛夫人及其若干亲戚留在旧宅居住。不过，这些年来他已经扩建家业；工人已把旧宅附近二十五栋房子拆除，另在经国出生的老家旁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新房子包括一栋两层楼的主建筑物，中央配置会客室，后进则是传统庭院，闢建一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厅堂。旧宅是个比较朴实的居住之所，新、旧楼的二楼设有空桥连通。新楼外门上方，蒋氏掛上刻有“丰镐房”大字的石匾，这代表著经国及养子纬国的乳名（译按：经国乳名建丰，纬国乳名建镐）。
蒋介石和往常一样，在雪福伦×思柑臁Ｔ偻嚼锝ヒ涣焦铮谝淮π律辖艘蛔铀氐钠Ь残∥荩梢愿╊ж鹬碌牧继铩Ｕ舛靶∥萏饷懊罡咛ā保辛礁鲂》考洹＝槭阍诿罡咛ê脱└＇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身为国家领导人，蒋氏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标做出小小让步。四天之后，他依然为自己的决定委决不下：“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不过，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过去一样，各方函电涌至，恳求他回南京主持军政。蒋氏与汪精卫再次言和，带著夫人告别溪口，回到南京。稍后不久，日军攻击上海守军。（译按：淞沪战争）
宋庆龄把她和蒋介石会谈经过报回莫斯科，斯大林研判此时仍不宜放蒋经国回中国。他把经国派到莫斯科郊外柯洛温斯基〔Korovinsky，今名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 俄国各地的经济改造进行得相当痛苦，但是莫斯科地区则相当顺利。这些农场供给莫斯科居民粮食所需，附近的“模范集体农场”又可做为宣传之用。
奇怪的是，经国在他的回忆录里只一笔带过集体化的过程，根本没谈到富农的命运和粮食短缺的现象。鉴于朱可瓦村相对稳定，加上当时俄国人人活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式备受监视的社会里，经国很可能相信农村必须改革，在斯大林领导下也有“令人目晕神眩，大为成功”的成绩。
朱可瓦村农民绝大多数“没念过书、粗鲁不文”，半数以上饱受虱、蚤缠身之苦。第一天夜里，蒋经国睡在教堂的仓库。第二天上午当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麵包、却不会犁田的人”。蒋经国立刻认真学犁田。第一天就一路埋首工作到日落，吃了饭，已瘫倒在床上。农民对他印象大好，十天之后就推选经国“代表他们与镇上的组织交涉谈判贷款、交税和购买农具事宜”，再也不要求他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几个月之内，他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可是1932年10月，他突然又被调职。苏联方面在他的个人卷宗档案里，对他在朱可瓦村经验的评语是：“堪为领导之才，甚至足资在地区党部供职”。
王明现在回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共产国际正是掌控蒋经国在俄国生活、学习的机关。王明很不高兴地发现小蒋也在俄京，而且与中国其他流亡人士常相往来。据传，王明又向共产国际建议，最好派蒋经国到金矿场服务—远离莫斯科“数千英里之遥的西伯利亚某地”。虽然中共每次整小蒋，俄国官员往往站在经国这一边，他们却关心莫斯科市内“相当多数”中国流亡人士，与经国同一边，抗拒王明；他们希望能冲淡莫斯科市内中国人彼此之间的派系对立。据蒋经国自己的说法，苏共领导告诉他：“我们希望你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可是由于你和中国共产党代表不合，你最好还是离开”。10月间，蒋经国跋涉到斯维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这个工业城市，展开新工作。
他刚到达乌拉尔山区，立刻又病倒，住院长达二十五天—这是三年来第三次生重病。1933年1月病癒，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虽然经国没有明说去的地方是古拉格集中营，只描述这段经验是“流亡西伯利亚”。他与“教授、学生、贵族、工程师、富农和强盗们，并肩工作”，这些人都“有一段想像不到的不幸际遇，成为流放人士”。九个月后，奖赏他“工作记录良好”，经国奉准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
目前找得到的俄国材料，包括蒋经国本人1934年正式的自传声明在内，都没有提到他在西伯利亚这段经历。俄国学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说不定是他刚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立刻病倒，当局送他到阿尔泰地区不是惩处他，而是替他的健康著想—让他远离斯维德洛夫斯克可怕的污染环境，俾能养病。
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地区党委会派他到苏联宣传机构号称“工厂中的工厂”的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Uralmash）工作。他先在一个僱用“数千个工人”的机械间担任副主管。 起先，有些工人非常不满意上级派他来做副主管。蒋经国报到上班的第一天，有位女职工玛丽亚？施曼友诺芙娜？安尼克耶娃（Maria Semyonovna Anikeyeva）回家后就向丈夫抱怨，为什么厂里不找个俄国人当副主管。不过，她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中国人……很聪明”。玛丽亚和她丈夫费耶多（Fyodor）后来成为经国好朋友。 她说：“他脸上永远带著笑容，一副要坦诚相交的模样。我们从来没看到他露出不高兴的面容”。
蒋经国到乌拉尔马许工作的同一年，本地一所技术学校派了几位年轻的女毕业生到厂里工作，其中有位十七岁的金髮女郎芳娜？伊芭奇娃？瓦哈李娃（Faina Epatcheva Vahaleva），是个孤儿，与姐姐同住，相依为命。照玛丽亚的形容，芳娜是个“漂亮的平常女孩”，当她绽开笑容，以“她那日本式的双眸”看著你，你一定大为动心。她身材瘦长，嫻静寡言，不摆架子，个头和经国大约一般高。蒋经国很快就喜欢上她，而芳娜也拋弃她原来的俄国男朋友，爱上这位中国青年。
6月间，王明发电报把蒋经国召回莫斯科。经国抵达时，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在上海宣佈，听说儿子即将回中国；如果消息属实，他会当即逮捕儿子。时间又过了两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掛念远謫异国的儿子，但他是亲情牵羈，不是王明所称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就外交战线而言，国民党中国与苏联增进政治目标的机会也大有改善。蒋介石认为，中苏关系改变或许会有一个附带效果——经国能够回来。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张学良游历欧洲，回到上海，进入医院，勒戒鸦片烟癮。蒋介石派他负责进剿鄂豫皖边区苏维埃的任务，少帅不负使命，立刻达成任务。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江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压力大增，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突围，撤退到靠近苏联的偏远地区。他们也向斯大林提出请示。
斯大林感受到希特勒崛起的威胁，最近才刚命令共产国际放弃极左的国际路线。莫斯科现在拚命想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里寻找盟友。苏联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承诺协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主义，并与法国、捷克签了协定。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斯大林就期待与中国能有类似的务实外交政策，现在似乎时机成熟，可以推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莫斯科当局不能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的中国，因此斯大林看到中共立刻突围，不再与国民党军事对峙，对苏联有相当大的好处。中共若仍在江西苏区负隅顽抗，国民党就不太可能接受国共联合阵线，中苏联手抗日的构想。如果中共能杀出重围，撤退到北方，中国民意说不定就会逼促蒋介石接受国共二次合作的构想。再者，如果中共在撤退过程中遭到歼灭，仍无碍于苏联推动与蒋介石强化合作关系。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及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仍然羈押在南京监狱；但是老蒋并没旧事重提，拿宋庆龄1931年提议的换人之议来谈。大约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毫无疑问秉持斯大林的意旨，建议江西的中共“撤退，另寻安全之地——必要时亦可撤到外蒙古”。
1934年10月16日，中共把大约八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持有枪械）分成几个纵队，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周恩来负责协调突围策略；年方二十七岁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林彪，率领红一军，彭德怀领导红三军。在江西负责主编党报《红星报》（Red Star）的邓小平，熬过留苏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一次整肃，也参加了这项漫漫的长征之旅。
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国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 Machinery）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部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国家安全部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到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六十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突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尷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5年1月，共产国际又要蒋经国回到莫斯科，很可能是要他参加就中国国内，以及中共党内各项发展的讨论（长征展开之后几个月，毛泽东在政治角力中赢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批留苏派；邓小平成为毛泽东最倚重的一位副手）。这一次，蒋经国也得以和斯大林一起进晚餐，“喝浓汤，吃蕎麦麵包，还有果汁”。斯大林此时正在国内发动血雨腥风的大恐怖整肃（Great Terror），蒋经国和俄国国内老百姓一样，必须谨言慎行，必须表现出政治正统立场。所有跡象全都指出，事实上这个阶段的蒋经国，思想大体都符合共产主义正统。
蒋经国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3月间经由简单的裕Р岢绦颍头寄冉嵛蚱蓿耸彼滦狡甙俾迹嗟笨晒邸Ｐ×娇诜峙涞揭换Я礁龇考涞墓ⅲ盏笔钡谋曜迹ⅰ跋嗟焙谩薄４撕螅晾宸颍ń┕⒚糠昙偃眨皇闭写隹停挥捎诰秤霰榷砉撕茫涣咭愿呒铀魑璧浮⒍砺匏垢枨涂腿送丁＝页？陀械厍澄榧抢畎虏ǖ拢堪秃眨↙eopold Averbach，托派分子），以及工厂厂长弗拉迪米洛夫（Vladimirov）同志，蒋经国和芳娜还到克里米亚度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