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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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写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话：“余先生和时报出版公司从未试图影响我的研究，甚至连提议修改书稿的情形都没有”。
陶涵在1998年杀青《蒋经国传》初稿后的一座谈会上回顾，他第一次（1995年8月）和余纪忠在台北见面时，曾向余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犹豫，不知能否把饱经苏联训练的特务头子写成一位“正面人物”（apositive figure），余先生以鼓励的口气安慰他：“你会发现蒋经国是一正面人物”。现在陶涵完全赞同余的先见之明。事实上，书成后，陶在1998年7月8日给余先生的谢函中欣喜地说：“写这本书是一种富于挑战而又极有收穫的经验，蒋经国确是20世纪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蒋经国传》原定两年完成，但由于与蒋经国有关的资料的人物分散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查证这些档案，访问相关仍在世的人物耗时费钱，以致写作和赞助期限均延长一年。全书用了三年时间方才竣事。余先生则始终独力支持，直到完成。
为了完成此书，陶涵访问了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超过一百六十人，专程去台湾三次、大陆两次，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溪口、奉化、南昌、赣州等地，寻访蒋经国当年的遗跡和逸事。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通过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国国家档案局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的秘密。蒋于1945年7月随宋子文访俄密会斯大林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分析蒋为人和意识形态的备忘录，也是不曾见过的最新文献。此外，陶涵还运用“资讯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单位提供涉及蒋经国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蒋经国传》引用资料之多、之广、之新，几乎说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蒋经国传》，单单裕Ы夂退饕炊啻锞攀场�
本书英文初稿八百多页，哈佛大学出版社认为太长，超出一般传记的篇幅，陶涵分别请了两位专业编辑浓缩删减成现在的四百三十五页，以符合哈佛大学的要求，但有些宝贵内容不得不因此割爱，至为可惜。哈佛大学同意出版《蒋经国传》之前，极其慎重地委託哈佛的史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从学术观点评价此书是否值得出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n Nathan）也受托审查本书，他们给哈佛出版社的报告是：无论从史学或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蒋经国传》都是极其精闢之作，建议出版。尤其柯伟林，1998年10月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所举办的《蒋经国传》讨论会上，更是对《蒋经国传》的讚扬溢于言表。他说这本书对20世纪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虽然专治中国历史，读了陶涵所写的《蒋经国传》书稿后，都觉得“获益匪浅”。
柯伟林指出，在西方关于中国近代人物的传记，多以思想及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主，如胡适、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传记，但写政治人物的传记，迄今连像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传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蒋经国传》可以说是开山之作。柯伟林认为《蒋传》的取材立论和文学的笔触都是可圈可点的。他说，蒋经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易像鸽子笼式的（pigeon hole）
加以归类，陶涵能根据访谈，使用档案资料，写出一本“独一无二”（unique）的《蒋经国传》，极为难得。
参加讨论《蒋经国传》的民进党籍“立委”张旭成表示，尽管外界都认为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却不认为蒋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边工作或被他咨询过的受美国教育的学者们，对蒋的民主素养与认识，也不曾发生作用。张旭成认为反倒是《中国时报》的余纪忠先生，对蒋经国的影响很大。他相信蒋经国最终决定走民主的道路，余纪忠居功甚伟。张旭成形容余是美国的保守派，但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这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已是难能可贵的报人了。
《蒋经国传》的部分内容，对台湾的读者而言，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但书中大量引用了珍贵的解密资料，对读者来说，仍很新鲜，乃至闻所末闻。诚如丁大卫所言：“《蒋经国传》对美国瞭解’中华民国’的政经发展及其未来的远景，确有必要。《蒋经国传》可以达到许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将是正面的，有利于‘中华民国’”。
中文读者看这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蒋经国传》，真正的意义在于认识一位英语世界的美国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评价“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与他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英文版书名，最初书名是《蒋经国：改变了中国的人》）。陶涵在书成后写给余纪忠的信说：“蒋经国所处的时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与繁荣新天所带来的希望交会的时候，我相信，蒋经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这样的希望，所做的贡献是深远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们觉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处的时代的重大意义”。
尽管陶涵为写《蒋经国传》，大量阅读中外已有的文献，做了极为细緻的访问和研究，但终究是外国人，犯了一些中国人不会犯的错误，像把林彪说成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应是四期）、孙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衔误为上校，所幸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话，那就是蒋经国生命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拒绝接受访问，提供他们所知道的第一手资料。一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蒋刻意栽培提携始有今日的李登辉。对此，陶涵的看法是，蒋方良有她的难言之隐，而李登辉则可能是自己有话要说，以致都不愿接受访问。
2000年9月15日写于华盛顿
附 录 二
《蒋经国传》的推手
丁大卫
陶涵先生的著作《蒋经国传》，中文版权由时报出版公司取得，即将发行上市。这是西方学者针对这位重要的中国台湾领导人，首次撰写的一本宝贵传记。《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和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多次谈到，企盼有人对中国现代史加强研究。我试图劝说余先生把他见证中国这段动盪岁月的一生事跡，写成他的回忆录。余先生在中国大陆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来台湾后创办《中国时报》的成功事跡，对台湾的社会正义和政治革新的正面影响，就足以写成好几卷皇皇纪录。我诚心希望余先生肯口述其一生行谊，嘉惠后世。
我和余先生在交谈当中，产生了给蒋经国先生写传记的构想。我们两人都认为，客观记载蒋经国一生功业行谊，饶富历史意义，尤其他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发展，贡献特别重大。余先生非常大方、睿智、有远见。他答应我，如果我能找到一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作者，肯投注相当时间、精力，收集资料，从事研究，客观地把蒋经国的生平事跡及对他的影响写成专著，他乐于出资赞助这一个有意义的计划。余先生认为，蒋经国的经验和他在台湾的成就，对于全球华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典范。
陶涵先生就是我们中意的上选作者。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与我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同事，他的知识学问、待人处世，均受人敬重。他也写过好几本颇获好评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政治发展背景有深入的瞭解。陶涵先生亲自在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美国，访问了一百六十多位认识蒋经国先生、在蒋先生属下追随任事的朋友、旧部，可谓博采周咨，完成本书。我衷心盼望，本书将是研究许多重要中国政治领导人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系列丛书的开路先锋。
我相信，东、西方的读者都会同意，这本传记忠实地记录下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之一生事跡。
（本文作者为美国在台协会前任理事主席）
附 录 三
南方週末专访陶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蒋氏家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这个家族的书籍也汗牛充栋。在众多描写蒋经国传记的书籍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江南（刘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着作。
根据目前得到的史料，人们普遍认为江南是因为发表了《蒋经国传》而在美国被台湾派去的特务暗杀。但平心而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很高，外界对于江南被暗杀的关注也远远超过他的着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160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并多次专程前往台湾和大陆，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和经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写作《蒋经国传》时，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国档案局尚未公开的材料，还充分运用“资讯自由法案”，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等提供涉及蒋经国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为该书，陶涵被认为是对蒋经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学人之一。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专门接见陶涵，一起研讨蒋经国历史价值。
此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陶涵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被认为中立而客观。为此，《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这位蒋氏研究者。
人物周刊：您是《蒋经国传》和《蒋介石传》作者，也在台北和北京都做过外交官，为什幺会花如此多时间去研究两蒋历史？
陶涵：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梦幻年代。两蒋父子为重新评价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们很难想像，在这个世纪的头10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帝国，女人们在裹小脚，男人们还拖著长辫子，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一切权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对内和对外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了强大而繁荣的国度。尽管现在台湾和大陆仍处分裂当中，但「一个中国」已经成为政策基石，当然两岸还是需要灵活、耐心、民主的方式来谈判。吸引我的是这段波诡云譎的历史。
人物週刊：您在台北曾担任过美国外交官，和蒋经国先生有过多次互动，我想知道他当时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在您看来，他和他著名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台的美国外交官对他印象并不好，他是管“国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还要为国民政府来台后的白色恐怖负责。应该说两蒋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者，蒋介石是一脚留在历史、一脚踏进现代的政治人物，更强调的是秩序和控制。
评点蒋经国，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时代里，台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长期稳定和平的社会、国民健康显著提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形成、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实力为世界瞩目，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均富理念得以体现。
人物週刊：蒋经国先生在大陆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在您看来他的价值是？
陶涵：蒋经国先生逐步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台湾与大陆健康发展的核心，这也是未来两岸达成共识，以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和平共存的基石。
蒋经国意识到，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进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时间让这个体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进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准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申明自己的政策。对于台湾和大陆这样文化复杂的地方，开放民主要包括演讲自由。事实上，不论在政策上，还是在长期实施过程中，这都被证明卓有成效。
人物週刊：蒋经国身上有很强的苏联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苏经历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陶涵：终其一生，蒋经国先生主张人人平等。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而他这种观念形成是自发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强加于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
他一直对苏联保有正面评价，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的态度才发生改变。
人物週刊：今天大陆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蒋经国为何会在晚年选择解严政策，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选择？
陶涵：应该说是若干因素，驱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变革和自由化的决定。首先是他年岁已高，而且健康恶化。这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恐惧，他很担心一旦他去世，党内的保守派会反攻倒算，这其中就包括了蒋宋美龄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会被停止，甚至开历史倒车。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