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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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礼跟实际动手杀害刘宜良的吴敦、董桂森，10月21日回到台北。“国防部情报局”人员在中正机场迎接他们，称赞他们干得好。陈虎门告诉他们，“大老板”很感谢。后来，董桂森问陈启礼，“大老板”是谁？据说，陈启礼回答，“大老板”是蒋孝武。
10月底、11月初，警备总部扫荡刊载暗示官方涉及刘宜良命案消息的书刊杂志。当局亦以譭谤罪控诉杂志上撰文批评的作者。与刘宜良命案不相干，地方法院判定两个编辑譭谤罪名成立，关进牢里。反对派其他刊物为之大哗。“内政部”反映出强硬派路线抬头，下令“非法组织”党外公政会解散。
陈啟礼等人回到台湾三个星期之后，台湾的警察机关发动大规模扫荡黑道帮派的行动，数千名军警同步在几个城市行动，逮捕数百名涉及黑道帮派的人物，竹联帮也有多人落网。当局原本计划在年底展开这项“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不料却突然提前发动。警方也从陈啟礼家里把他带走。陈啟礼担心性命不保，大喊他是情报局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啟礼被夙来与情报局较劲的“法务部调查局”扣押，受到调查局的侦讯。杀手董桂森潜逃出境。“国家安全局”在汪敬煦领导下，协调、动员好几个情报机关，进行这场空前的扫黑行动。这位“大汪”就是1981年陈文成教授遇害时的警备总司令。若干年后，蒋孝勇认为“一清专案”目的在把涉及刘宜良命案的兇手抓起来。他说，刘案可能涉及到情报机关的“内斗”，而且汪希苓也不会自作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蒋经国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总统府秘书长就“一清专案”提供的报告。这项报告指出，治安机关抓到一个帮派头子，此人声称是“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认以此一身份，执行了剷除刘宜良的任务。蒋经国大为震怒，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依法办理！” 他指示大汪督办这件事。大汪、小汪显然起先都认为他们能成功地否认情报局与刘案有关连。后来，他们发现陈啟礼在美国留下录音带，详述策划暗杀行动的细节，显然就向蒋经国报告，情报局人员涉及刘案。他们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们并不清楚。蒋经国训令“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台湾当局已经逮捕一个涉嫌杀害刘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陈啟礼声称是替情报局工作。这项掩饰行动持续了两个月，据蒋孝勇的说法，令美方非常生气。
12月中旬，联邦调查局告诉美国国务院，证据显示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涉及刘案。国会众议员索拉茲（Steven Solarz）宣佈要召开听证会，来决定在美国国内进行恐怖活动，是否构成美国可以停止对台军售。国务院要求把陈啟礼、吴敦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蒋经国拒绝，但是保证台北会配合，把本案侦查内容提供给华府。
为了凸显这件事的重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宋贺德（Harry Thayer），把“总统府”秘书长由睡梦里叫醒，念给他听国务院电文里的十点指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面负责与宋贺德打交道的高级外交官员章孝严，他的母亲42年前就谣传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八十年代》自己也发动调查，刊出文章指称官方涉及刘案。警备总部把整期杂志全部没收。不久，联邦调查局出示它掌握的证据，无可抵赖，蒋经国同意，承认陈虎门擅做主张，密谋这项兇杀案。华府说，主谋高过陈虎门。台北就承认汪希苓的副手胡仪敏涉案。但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都说不止于此，汪希苓也涉及刘案。
1月13日，联邦调查局从得州休斯顿一名竹联帮成员那里，取得陈啟礼留在美国的一卷录音带，它指出汪希苓亲自下令指使这桩谋杀案。蒋经国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职，交付军事法庭审理谋害刘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间，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职后四天，才发表声明表示当局“非常震惊情报人员涉及本案”，当局已把汪希苓免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又过了好几天，当局才真正扣押这位免了职的情报局局长，显示当局跟他谈判条件，要他一肩扛起责任。
蒋经国告诉一位部属，他对此事感觉“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实在不明白汪希苓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他叹息说，在刘宜良遇刺之前，台北与华府的关系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后，共和党政府对台湾的需求十分同情，现在刘案发生，台湾最近、乃至未来可能由美国收穫的成绩，恐怕全都断送了。蒋经国担心的是，里根个人对台湾的支持会起了变化，刘案对美国军售会起什么冲击（1984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已上升到7亿美元），尤其里根保证要提供台湾先进战斗机，不知会不会变卦。
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说，帮派分子藉社交往来套住当局官员，他下令当局官员一概不得与黑道来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沉昌焕和蒋彦士四名高级官员成立专案小组，处理当前危机，并研商长期对策。台北新闻界开始出现由官方洩露的消息，指称蒋经国非常震怒官员涉及刘案，下令清查情治机关，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论阶级多高，一律逮捕究办。蒋经国同意美方的要求，准许大理市一名警探、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到台北，跟被捕的陈啟礼、吴敦谈话，做测谎试验。他晓得美方志在查明台北方面应对刘案负责的层级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没有准许美方跟汪希苓谈话。
此时，在美国的公关出现大问题。《华盛顿邮报》描绘台湾当局是“好朋友干下恶徒行径”。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同一个小组委员会曾经调查陈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听证会，就让台北灰头土脸。次日（2月8日），蒋经国改变主意，同意让美方也跟汪希苓谈话、做测谎。汪希苓接受测谎时，对下列两个问题都否认：他有没有明白下令杀害刘宜良？（他表示只建议陈啟礼“教训刘宜良”）；有没有上级同意此一杀人案？据在场的美国官员说，汪希苓对问题都明显“侷促不安”，测谎机指针显示明显说谎。
这个时候，如果蒋经国事先不知情，现在一定已瞭解，为什么一个“谨慎”、亲信的情报首长会涉及到这么一桩没有具体利益的危险妄举？许多间接证据显示，汪敬煦若没有下达命令安排兇杀案，至少也批准执行本案。12年之后，某位蒋经国的多年亲密同志说，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饰。 几位国民党当时的高级官员相信，原本的点子出自蒋孝武，多年来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报机关增进关系。 蒋孝武涉及刘案的传言，出现在香港、美国，甚至台湾的媒体上。由于视力差，蒋经国此时依赖幕僚读报给他听。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轻助手或资深干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报告坊间传闻孝武涉及刘案。孝武极力否认此一传闻，坚称从来没见过陈啟礼，绝对跟刘案没有关系。
然而，蒋经国至少已经相信，孝武的生活习性、交友不慎、讲话不小心，起码间接导致刘案。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蒋经国本人并不晓得有杀害刘宜良的计划。
蒋经国1983年罢黜王升时，并没有利用此一机会管束已被放纵去威吓反对派人士的情报机关特务。蒋经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交代，搞秘密活动绝对不能从事政治暗杀，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最后，蒋经国也没有好好教导他这个言行怪异的儿子，或是他的情报首长。这一部分的国民党官员继续如化外之民，凭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蒋经国之外，华府主持对台政策的里根政府官员，也希望刘宜良案早早结案，尽快忘却。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官员很清楚，黑格去职之后的里根政府新团队，“衷心不希望让蒋经国太为难”。 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国务卿伍佛维茨（Paul Wolfowitz）领导下，推动里根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允许F16战斗机生产厂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与台湾合作，在台湾产制所谓的“国造防御战斗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译者按，后来命名“经国号”，战机成军）IDF大部分在台湾组装，是F16的改装机种，配备不同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御性质。这就是里根兑现他对蒋经国私人担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进战斗机”的方案。
国务院一些外交官员声称，IDF违反了1982年美、台八一七公报。公报载明，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量与质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减低。案子送到舒尔茨国务卿面前裁示。刘宜良命案、索拉茲众议员召开听证会，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乐观，但是由于里根对蒋经国有秘密承诺，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早已下达。
白宫希望刘宜良案尽早落幕，还有另一层原因。索拉茲众议员主持的听证会还在国会山庄进行之际，钱复透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Gaston Siegur）的安排，在他的华府办公室与诺斯（Oliver North）中校会面。诺斯还带来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领袖卡迭罗（Adolfo Caldero）。卡迭罗说明，尼加拉瓜反对桑定政权的游击队，被美国国会遗弃，处境危殆。卡迭罗问：台湾的“有钱人”能否捐助100万美元给游击队。
蒋经国此时是又气又恼，“国防部情报局”很可能在他儿子煽动下，僱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关台湾安危的国家，去执行冷血谋杀案。突然间，钱复报告，白宫要求国民党不得让美国国会知情，秘密捐款从事秘密行动，简直更不可思议。这时候，美国与台北仍与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事实上台北仍与左翼桑定政权有援助计划在进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笔900万美元的低利贷款给桑定政权（美国政府此一违宪、非法的秘密活动，在尼加拉瓜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命伤亡）。蒋经国对于诺斯有此请托大为高兴，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向白宫查证此事是否有更高层授意？国家安全会议的答覆是：“里根总统会感谢（台北方面）赞同的反应”。
蒋经国指示“「国家安全局”透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来回应美方的秘密请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glaub）他立即到白宫拜会诺斯。蒋经国要确切掌握情势，再度查问——白宫会“十分满意”国民党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抗军吗？美方迅速给予正面答覆。
4月9日，普通法院经过9个小时庭讯之后，判决陈啟礼、吴敦谋害刘宜良罪名成立，各处无期徒刑。10天之后，军事法庭经过14小时庭讯，也判处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说出：“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的早期，都搞过政治杀害活动，只是都根据谨慎规划的计划进行。过去十几二十年，使用暴力则是违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军事法庭的检察官都没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多数观察家的看法都没有错，过了几年他就出狱了。在索拉茲主持的听证会上，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蒲威廉（William Brown）声明：“就证物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国民党有在美国针对其敌人骚扰或恐吓的一贯模式”。听证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国会像征性地做成一项决议，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引渡到美国。台北方面也果如预期，再度拒绝。国务院接下来把联邦调查局能指认出来的台湾情报局驻美特务全部驱离美国。
六、七月间，台湾当局透过“世界反共联盟”把100万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两期）第一期款，汇入诺斯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蒋经国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对不相干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秘密款项。7月份，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白宫已经批准IDF案子。蒋经国微笑地说：“这是我国军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除了情报局特务人员被驱逐出境之外，台湾没有因为刘宜良命案，在美、台关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可是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意即公开抨击政府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信服。
刘宜良命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