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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蒋经国传-第5部分

小说: 蒋经国传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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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为首的群体,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慾污染腐化。托洛斯基坚持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斯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斯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斯基的作战部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斯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斯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
11月底,这群士气昂扬的中国学生在寒风凛冽下抵达莫斯科中央车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Karl Radek)亲率学校干部到车站迎接,大伙儿上了巴士来到瓦和纳街(Volkhona Street)十六号的中山大学。学校设于一座不起眼的四层楼楼房内,房间约一百间,大楼前一排树的树叶早早落光。不远之处,就是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经国等中国学生通过大门,可以看到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圆顶。往后的岁月里,中山大学学生晨间就在教堂前的大广场运动健身,閒暇时就在它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讨论政治。
校方为学生们取俄国名字,蒋经国此后就是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札洛夫(Niko1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陈绍禹则是古路比夫(Golubev)同志。几天之后,学生们参加中山大学的正式开学典礼。礼堂悬掛列宁与孙中山肖像和中国国民党党旗、苏联国旗。开学典礼由托洛斯基主持。他在讚扬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中国革命之后,话锋一转:“从现在起,任何俄罗斯人,不论他是同志还是公民,若是蔑视中国学生,就不配是俄国共产党员或是苏维埃公民”。
托洛斯基指的是俄罗斯人对蒙古人、中国人传统上的种族歧视态度。譬如说,蒋经国和其他学生有时在街上会遇到俄国人拦路问话:“朋友,你要买盐吗?”他们后来才了解,俄国人提到的是居留俄境的中国人有一项旧习俗——一旦有人过世,就买盐涂裹尸身,送回中国老家安葬。
中山大学依照俄文字母简称“孙诺夫卡”(Sunovka),学生依党籍、年龄和教育程度,分成十一个班,每班三四十人。第一优先的课程是俄国语文和讨论共产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入门课程。它还教授一些实务技能,如何渗透到政府机关和军队组织,如何制造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夜里,学生往往被带到剧院观赏叙述英、美帝国主义者如何侵凌、欺侮中国人的戏剧。
每个学生都要写日记,记下自己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包括自我批判和批判其他学生,并且在会议中公开朗读日记内容。 蒋经国非常积极参加学校所有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中也都不落人后。
若是比起俄国当时经济残破,物资困窘,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早餐有蛋、麵包、奶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提供鱼子酱。学生吃腻了俄国口味,校方还雇一名中国厨子做饭,让学生可以选择吃俄国菜或中国菜。
每次蒋经国到电影院,都可以看到新闻影片播出他父亲和国民革命军游行的镜头。《真理报》、《消息报》(译按:《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的喉舌,《消息报》是苏联政府机关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经常讚扬蒋介石和国民党。经国颇以父亲为荣。中山大学每个中国学生都晓得年纪最小的经国,就是大名鼎鼎的蒋总司令的儿子。蒋经国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间又申请加入俄共青年团。他写了一篇文章《革命必先革心》,被中山大学贴上佈告栏《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拔擢这位年仅十五岁的作者作为《红墙》的编辑。
此时,托洛斯基的世界观主导著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支部。同时中山大学的欧洲教师群亦不乏托派人物。校长拉狄克是俄裔波兰革命者,列宁1917年秘密赶回圣彼得堡芬兰车站时,拉狄克是随行亲信之一,现在他支持托洛斯基和左翼反对派。至于副校长米夫(Pavel Mif)则支持斯大林,显然是奉派来监视拉狄克的。
拉狄克身材短小粗壮,长得一副“猿猴脸”。额头高,聪明外露,戴著厚厚的近视眼镜,不时露出笑容。一个中国学生生动地形容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貌:“他的近视眼十分严重,不戴眼镜就不能走路。他经常头不梳、胡不剃,每天一袭深灰色衣服,似乎永远不换。也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永远叼著一根烟斗”。
拉狄克比蒋介石长两岁,立刻扮演经国的父亲角色。他教蒋经国这班学生中国历史,也常找经国私下讨论。拉狄克满怀著社会主义革命若要存活,就必须向世界各地散佈的想法,视蒋介石这个儿子是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鼓励经国展现出革命人物的大胆、进取,他说:“身为年轻的革命党人,你第一必须勇敢;第二,必须努力不懈、积极进取……不能按部就班,循序而进,这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精神。第三,你永远不应退却”。
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搾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可餬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斯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斯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发动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佔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週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由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捨吉维奇(L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有特权,本人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舖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麵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中山大学毕业的同学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 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但两人因体型相近,反倒备觉亲近。蒋经国经常藉著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同年1月,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学美国的课业,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并于宾州某煤矿场有了一年实习经验,回到广州。陈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机要秘书的工作。这位年轻、英俊的留美归国学生,立刻见识到了蒋介石的火暴脾气;他向蒋报告说,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蒋再破口大骂人,他立刻辞职走人。蒋介石保证以后不再骂脏话,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他遵守承诺。陈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长一样,忠诚追随蒋氏,日后成为国民党内的要员。
陈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过滤情报报告。他说,因此“他非常瞭解共产党的勾当”。这些材料来自于陈果夫在青帮协助下布建成功的线民网,陈氏兄弟把蒋氏在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敌人及潜在敌人的资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蒋。3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执委会一名成员向蒋密报,有人酝酿阴谋对付他。两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炮艇“中山舰”(译按:即永丰舰改名)突然神秘地由广州开往黄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蒋介石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逮捕中山舰舰长(译按:黄埔军校毕业生李之龙)、船员以及周恩来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此时,蒋已牢牢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向苏联方面担保,无意破坏与苏方或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只是对付犯错的个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开会的鲍罗廷提早回广州,也请已经奉命回国的布鲁彻将军,再回广州复任高级军事顾问。蒋氏并发表公开信,昭告黄埔军校学生,他和孙总理一样,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阵线就不能统一,他释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来等一干中共党员,并逮捕若名干右翼军官,以示平衡。
蒋介石原本认定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不至于严重威胁到自身的优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爆发之前,他已接到陈氏兄弟提供的报告,起了疑虑,遂采取行动,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权势。同时蒋氏瞭解,北伐要成功,苏联的物资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时、如何与共产党绝裂分手,要视事态发展而定。在蒋氏的盘算里,国共合作也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只要苏联和中共不挑战他的权力就行。
事实上,蒋介石此时的世界观依然十分左倾。我们可以从他和儿子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前的信函往来中,看到这个左倾观点。2月12日,经国向父亲问起,日前来函似乎反映出“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他请父亲说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蒋介石答说,前一封信里的旧式思想,意在测试经国,他很欣慰儿子本身的“思想、语言”,都很“正确”。他进一步解释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他说,中国革命“只有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之时,才有意义。
蒋介石3月16日发出的信函中,有支持儿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并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原是“革命同志”。蒋介石晓得苏联秘密警察一定会拦截、阅读他给经国的信函;恐怕也刻意要在信中如此表态。但是它也充分反映出蒋介石在针对中山舰事件采取行动之的前四天,仍然持有激进立场。
尽管爆发了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同意继续与国民党结盟合作。中共领导人虽然希望与国民党分手,但是却仍再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继续维持国共合作。斯大林最关心的是,如何牺牲中国东北权益,讨好日本人(托洛斯基此时的态度与斯大林无异)。苏共政治局接受“今后南满仍由日本掌控”,也同意苏联应与控制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的张作霖,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斯大林明白表示,此一阶段的国共联合阵线应该极力排斥以积极军事行动统一中国的主张,也要迴避可能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预之路”的一切行动。
1926年夏天,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暉代表中央授旗。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要职。陈果夫在弟弟及他人的密切配合下,开始改组广东及邻近省份的国民党党部,革掉多数中共党员的领导职位及一些基层职位。陈果夫开始把他们的秘密“政治组织”渗透进入工会、农民协会及中国共产党之内。7月,蒋介石说服广州总商会,以大笔金额捐助国民革命军。蒋掌握住丰厚财源之后,开始了北伐行动,要把全中国统一在国民党旗下。蒋氏面临十倍于国民革命军兵力的各路军阀部队。
1926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经国仍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局势发展。他瞭解,他的父亲必须坚实掌握力量,对付广州的异议人士。中共党员认为中国的革命,以及中国国民党,终究要由他们的先锋党接管;蒋经国和他们看法不同,他相信,国民党在他父亲领导下,不仅将会击败帝国主义、统一中国,也将完成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局势之下,将是配角,最终将由国民党这个真正的先锋党,把它吸收、整合。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中文期刊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部散播纷争的种子,集结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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