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9年里，美国、台湾之间的“非官方关系”逐渐出现头绪。职业外交官葛乐士（Charles T。 Cross）于6月间抵达台北，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美国在台协会华府总部（事实上是位于波多马克河对岸维吉尼亚州罗撒玲市）第一任理事主席丁大卫曾在60年代中期在台北美国大使馆担任政治参事，丁大卫与妻子玛丽成为蒋经国夫妇的好朋友。丁大卫9月间访问台北，蒋经国告诉丁，他要和美国改善关系，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打落牙齿和血吞”，表示台湾当局不能凭恃情绪和愤怒过日子。 就美方的观察，尽管发生高雄事件及后续种种发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创痛在台湾似乎已经利空出尽，台北表现“更有兴趣进行各种实务问题，俾能迎接未来的挑战”。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佔领几个大城市，把原本莫斯科捧上台的共产党籍总统哈费祖拉。阿明（Hafizullal Amin）送上断头台，另立新领导人，并由苏军一肩挑起阿富汗境内“平乱剿匪”的责任。这一著棋使得苏联领导人陷入泥淖，最后对苏联国内政治趋势、知识界趋势产生重大冲击，因而影响到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在内的世界政治。有位苏联外交官在北京对某位美国外交官员提到：“现在轮到我们了！”指的是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教训，苏联在阿富汗重蹈覆辙。 另一个结果是，中国进而相信苏联正在从事包围中国的钳形佈局。这一来，连带强化中、美非正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因而使中国改革派力量加强。此后10年，国际事件，以及中国、台湾、苏联三地的民主运动起起落落，都彼此交织，起了作用。
蒋经国年轻时工作认真，但还能和友人放轻鬆，喝酒、谈天、说笑。现在他已经70高龄，有病，身体行动受到限制。体检透露他有摄护腺癌。1月16日，他在“荣民总医院”接受摄护腺手术。1月18日，当局公佈他接受手术的新闻——这也是蒋经国的新鲜作风！蒋经国很快就恢复工作，但是变得比较安静沉思，至于他内心的思考则跟往常一样，不太跟别人说。有一天，姜必宁陪他搭飞机到金门，途中蒋经国一言不发，也没有看公文或书报，他的视线投向窗外，沉思。
蒋经国很快就决定了处理高雄事件的策略：他要展现出强人领导者的形象，严惩有罪者，轻罚误入歧途者，同时向大众担保，他逐步开放政治制度的决心未变。2月1日，警备总部把50名遭扣押者交保释放，41名交保候传，另61人是在押嫌犯。最后，32名被告送交普通法院，由检察官依殴打员警及一般刑事犯罪起诉，黄信介及施明德（潜逃一阵子也被捕）等为首8人则以“叛乱罪”起诉，送军事法庭审理。起诉书宣称，被告对罪行坦承无讳，军事检察官鉴于被告合作，知所悔改，将建议法庭从宽量刑。
国民党的学者改革派以及楚崧秋等温和派主张军事法庭公开审理高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葛乐士也力促台北当局让全世界及台湾人民看清对被告的指控。他声称，反对势力并没有那么强大，国民党反应过激，对本身反而不利。 台湾民众担心暴乱、不安定，一般都支持当局处理高雄事件的做法，但是对被告的同情已渐上升。 更重要的是，美国方面的媒体和人权团体把反对派领袖描绘成受害人，强调高雄事件是当局“先镇后暴”的传闻。最后，蒋经国裁定，军法审判过程公开，被告在庭上的声明也准许报纸报导发表。
2月28日，也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纪念日，中午过后不久，兇手潜入高雄事件八大被告之一、省议员林义雄住宅，砍死他的高堂母亲和6岁双胞胎女儿之一，另一个女儿受重伤。但是兇手没有拿走值钱财物。蒋经国听到这件惨案，立刻准许林义雄交保，并悬赏重金给任何可以提供破案线索的人。警方亦展开大。规模侦查。
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相信，是极右派团体或是外省籍帮派执行这项“杀鸡儆猴”行动。他们不认为蒋经国晓得此一阴谋，可是也怀疑他能够、或有意愿侦破本案，揪出真兇。 有些美国官员猜疑幕后人物与“铁血爱国会”有关系。美方也听到一种谣传，指蒋经国的儿子孝武和林宅血案有关连。根据一个消息来源，孝武有一回和朋友开怀畅饮，对“铁血爱国会”成员提到：应该“给他们（林义雄家）一点教训”。林宅血案歹徒行兇手法残暴，骇人听闻，而警方迄今未能侦破，更进一步伤害国民党的形象，尤其在美国新闻界和人权团体心目中，国民党形象江河日下。
蒋经国接受官方调查报告的说法——兇手显然是与林义雄有个人冤仇或政治冤仇。可是这段时期，他在台湾的情报安全单位，很可能得有刘少康办公室的许可，与有力量搞出兇杀案的黑社会帮派，开始发展关系。根据竹联帮资深人员的说法，台湾情报单位在1980年与曾经坐牢服刑，出狱后已退出江湖的竹联帮前帮主陈啟礼接触。台湾的安全、警务在蒋经国、王昇紧抓之下，基本上，上海滩的帮会或黑道早先在台湾并不存在。据报导，国民党在香港与三合会等黑道仍有联繫，可是黑道在台湾情报机关里并没有重大影响力或角色。 《龙之火》的作者卡普兰声称，由1949年以迄70年代结束，青帮或中国大陆其他著名三合会组织，都没能在台湾的黑道活动中建立据点。“直到80年代初，反对党开始构成重大威胁，黑社会才公开露面，不过大部分是从事政治游说，不是以黑道帮会面貌现身”。 “铁血爱国会”就是这样的团体。
竹联帮不是秘密黑道，而是60年代典型的台湾街头帮派，成员大多是外省人。1980年，“国防部情报局”人员接触竹联帮“教父”陈啟礼时告诉他，“保卫国家”需要借重竹联帮的“爱国精神”。情报局人员说：“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大胆，找一些本省人帮会支持，利用他们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和党籍候选人。国家需要竹联帮来反击”。据报导，某些高阶情治官员反对吸收黑道，王昇也矢口否认知道有运用帮会搞秘密活动的决定。他坚称，如果真的有这种接触，一定是“国防部情报局”擅自作主，绝对没有得到上极核准。
但是要说“国防部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片面做出决定，也实在说不过去。很有可能是王昇以刘少康办公室的名义批准此一决策。王昇等人可能说服他，偶尔会需要借用非官方或“民间”的秘密工具执行不合法或见不得人的行动，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高雄事件8名被告的军事审判，始于3月18日，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他非官方关系的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起先，当局想限制分配给台湾媒体旁听的席次，后来决定取消。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导，因此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800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审讯过程虽然对外公开，量刑定罪其实早有定论。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8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其余名被告全部处有期徒刑12年（译者按：这6名被告是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林弘宣）。罪名重，刑期尚称温和，美国舆论却大哗。6月间，军事法庭以窝藏施明德罪名，判处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等9人最高6年的徒刑，美国负面的舆论反应更加激烈。国民党和当局原本在高雄事件上得到台湾民心支持，却一变而成为民主运动得胜。
长老会人员被捕判刑，让虔诚的教友台北市长李登辉极感痛苦。当时，李登辉独子也因患癌症去世，李的痛苦尤深，考虑到要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道。他把这个想法向朋友和教会牧师提出来请教。周联华等教会人士劝他，他只会是个平凡的传教士，但是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李登辉因而决定留在政界。
军法大审过后不久，国民党内、“立法院”及军、情机关的鹰派，向蒋经国抱怨，认为公开审判使国民党受到严重伤害。蒋经国召见中央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他是推动公开审判，获得采纳的建言者之一），表示很满意在高雄事件及其后的处理中，没有人丧生。楚崧秋也认同事情发展平顺。
蒋经国提到党内对楚崧秋批评之声日盛。他说：“或许你该换换工作了”。 楚崧秋调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接替李焕。1977年中壢事件后即任“中视”董事长的李焕，转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
因台、美“断交”中止的选举，当局排定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策。新法令把开放改选的“立法委员”增加为70席，比起1978年的名额增加78％。由大陆选出的资深“立委”仍有300人左右，通常步履蹣跚出席开会者只有100人左右，“立委”大幅增额表示一个真正的代议机构至少已经可望、亦可及。
第二十二章
海 岛 与 大 陆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宣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乾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掛上阵，成为候选人。同时温和派的反对人士也继续以他们的方式奋斗。《八十年代》被禁，康宁祥并不气馁，又申请发行《亚洲人》杂志。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准予发行。《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出任新刊物总编辑。他希望藉由《亚洲人》“投射出西方民主国家忠诚的反对党的形象……由于传统中国文化，把批评视同叛乱，这项任务很艰巨，不易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台湾人温和的反对就会死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乐于诉诸暴力的激进派”。
江春男的话听在改革派（不论是青年学人或是蒋经国麾下的自由派大将）耳里，不啻是悦耳的音乐。可是警备总部不久就找到理由查禁《亚洲人》；康宁祥、江春男又申请办《暖流》，军方不久又把它查禁。黄信介的弟弟（译者按：黄天福）也申请办一份反当局的刊物《鐘鼓楼》（Political Monitor），同样难逃警备总部查禁、停刊的命运。
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挑衅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当局方面的回报是，阻止右翼团体及老兵组织扰乱党外候选人的集会和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70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7席，康宁祥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与任何地方的聪明政客在选举年的做法无殊，藉由“立法”议程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尤其重视争取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向心力。从1979年开始，当局提案，经由立法院通过范围相当广泛的自由派经济、社会法令。譬如增加新的国民福利、修订“公司法”，成立特别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等。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劳工得享有从业单位年营利盈余的若干百分比作为红利，公司发行新股应提拨10％至15％由员工认购。其他的法案还有设置劳工购屋贷款专案；大幅增建国民住宅；提高对贫户的福利賑济等。最有意思的是一项台湾历史上、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立法——颁布实施“国家赔偿法”——人民个人权益、自由，若因可归咎于公务员或代表当局执行业务之公司的伤害，可以诉请当局赔偿损失。
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和台北当局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他的胜选可以视为台湾的重大胜利。但是蒋经国明白华府的对华政策受战略事实的影响，美国的舆论反覆无常。他并不期待里根会有大幅更张。里根是他必须打交道的第七个美国总统。他其实也瞭解，如果里根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爆发重大危机，后果难料。台北必须又全面依赖美国，而最欢迎此一结果的恐怕非“台独”运动莫属。
美、台恢复“官方关系”的任何动作，也会使得业已在1980年初恢复的美国对台军售益加复杂。卡特政府在1980年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