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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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认为，在台湾只要出现疑虑，认为他与大陆秘密接触，寻求和解，甚至在当时考虑放宽人员接触，不仅在台湾人当中，甚至在外国投资人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甚至动乱的反应。他针对台湾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有三项基本对策，其中的两项——经济快速成长，以渐进、稳健方式推动“全民共识政府”——将因为这些猜疑，受到伤害。
蒋经国拒绝和北京秘密谈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关系如何改善，台北都得尽最大努力与美国强化双边关系。基辛格在对华交涉上的挥洒空间，比起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1974年辞职之前，可以说小了许多。福特总统新政府照会蒋经国，虽然美方仍将继续与北京推动关系正常化，但是“现有的关系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这么说，华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已经很明显，只是时间早晚罢了。因此蒋经国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美国国内对台湾的同情，并针对中共在美国华侨社会及留美学生中影响力日增的现象，采取反制行动。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开、开放。“外交部”和“新闻局”增加许多经费做公关、推广工作。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湾参观，台北也撒下大笔经费在“自由中国协会”（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团、中文报刊，以及美国的游说及公关公司上面。经国也扩大采购美国军事设备，它强化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国防工业者对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美民间贸易往来有爆炸性的成长。
1971至1978年之间，台、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3亿美元，激增至74亿美元，台湾享有大幅顺差。 蒋经国派出好几个“赴美采购团”到全美各州采购物资。美国政府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上亦予以配合，鼓励民间投资并提供担保。十大建设有数十亿美元是来自美国方面。不过，美国企业界同时也看到中国大陆商机无穷，不想破坏商机。
蒋经国争取美国民心支持，还有另一面。据报道，国民党当局情报机关甚至建议在美国制造暴乱，如邮寄炸弹给亲北京的美国学者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显示，经国曾经认真考虑类似计划，甚至早先传说台湾计划谋杀周恩来，恐怕也是不可靠的传闻。 不过，他的确批准在华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增派30名情报官员（译者按，此系夸大说法），也在美国各城市增设好几个“总领事馆”。 1975年，“国家安全局”计划向美国某“黑社会”组织购买20枚先进鱼雷，经国批准；不料，供货人是联邦调查局地下人员。就在联邦调查局即将收网，就本案抓人时，白宫下令透过私下管道向蒋经国提出严正交涉。驻台北“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向蒋经国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经国把涉及本案的驻美官员召回台湾。
蒋经国为了这件购买鱼雷案，非常难堪。但是就跟他从前经历的情报工作失利（包括台北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的许多计划在内）一样，这件事并没让国民党当局付出太大代价。重新派到华府“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情报头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负责人还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五年的海军侍从副官，也认识蒋经国。上级给他的命令显然并没有要求他降低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只指示他要更加谨慎。他一到职，就积极吸收华裔美国人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与资料。他也设法吸收赴中国大陆的华裔美国人，在大陆搜集情报。他还增加预算，资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动，并在美国校园渗透中国大陆人、台湾人学生团体。据说汪希苓还是“中央情报局长期重要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未经上级批准，把自己“政府”的事报告给中央情报局——也或许是他得到上级许可，只是中情局认为他没有！ 他极有可能是后面的状况，因此台湾当局才会选派他到华府担任情报头子。
蒋经国也命令加快发展核武器的秘密计划。到了1973年，利用购自南非的铀和购自加拿大的一座4000万瓦反应炉，台湾的科学家已经取得进展。华府成功阻挡了台湾向法国及英国公司购买提炼设施及服务的交涉，不过台湾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干重要零组件。1974年9月，中央情报局宣称台湾“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能力制造核子武器。蒋经国这项秘密计划成了中情局驻台人员挖空心思要搜集资讯的对象。 中情局潜伏在中山科学院核能所里的特务张宪义（此时已晋陞为上校），定期与中情局人员在台北密会，传递消息。
1975年，蒋孝文全家搬到阳明山住。在副官及护士随侍下，他可以走动，也能讲话，不过据一位朋友说，他经常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和父亲不能沟通，友梅和祖父变得格外亲近，即使只有10岁，她可以坐在祖父书房里，和他一聊好几个小时。
小儿子孝勇还住在七海新村。由陆军官校退训后，他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此时仍无意从政。由于父亲不准子女在民间机关任职，孝勇进入党营事业中兴电工公司，并于1973年与方智怡结婚。小两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几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来。1974年，宋美龄到美国，诊断出得了乳癌。她没有告诉年迈卧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线治疗，后来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术。
次子孝武和媳妇汪长诗先后在1971年生下女儿友兰、1972年生下儿子友松。宋美龄给友兰取英文名字亚莉桑德拉（Alexandra），给友松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纳生（Jonathan）。孝武在外头有女人，夫妻俩不断吵架，有时在家里也大吵，让经国非常苦恼，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候，蒋经国接到儿子在外头胡作妄为的报告，气得全身发抖，痛斥孝武。有时候，蒋经国还把他关在七海新村，指示侍卫不准他出去。后来，汪长诗和孝武离异，回到欧洲，但是依照中国人习惯，把子女留在台湾。
孝武由“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到“辅导会”担任参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节制住酗酒习惯，进入由国民党及官方掌握的广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党营的中央广播电台主任（译者按，另外还在“辅导会”设立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掛主任衔）。由于憧憬著父亲与国家敌人从事秘密斗争的事跡，他与情报机关高阶官员发展出交情。
70年代中期，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兄弟已经30岁出头，在各自事业领域小有成绩。经国告诉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后，他要他们“认祖归宗”。孝严派在华府“大使馆”工作，并在乔治城大学修课，得到国际关系硕士。在华府任职期间，他和黄美伦又生了一个女儿，经国取名蕙筠。1977年，孝严调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担任科长，后升为副司长。孝慈在美国苦读6年，课余兼在餐厅当跑堂、干安全警卫，终于先后得到南美以美大学政治学硕士、杜兰大学法学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后，在母校东吴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孝慈娶赵申德为妻，育有一女一子。
第十九章
老 成 凋 零
1975年1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党的日常事务。他给政府订下方针，要走理性、彻底的工业、科学、经济发展的路子，更平反、起用了文革期间被打下去的干部。邓小平下令开释大批国民党囚犯，其中有将近300人是关押了25年的高级军官。北京宣佈有10位前国民党军队将领将取道香港，前往台湾。
可是蒋经国指示，只有1950年以后突击大陆被俘人员，可以被考虑回台湾定居。其余的人虽然多数历尽战乱、关押，且依然忠于蒋介石，却只能留在中国大陆或滞居香港，过著凄苦日子。其中有一个获释国民党军队军官，就在香港旅馆里自杀身亡（译者按，张铁石上校）。蒋介石可能根本没听到这些坐了多年苦牢的国民党军队旧属的呼声。这一年，他的健康状况显著衰退。经国曾要他的弟弟纬国别进父亲房间，因为人太多，会使空气不新鲜。有一天，蒋介石的医生熊丸发现卧房的门半掩半开，经国站在床旁边，背对著父亲，面朝窗子在讲话。熊丸觉得这是很奇怪、不尊敬的行为，就示意护士进去瞧瞧蒋经国在说些什么。护士退出来报告说，他在背诵《孟子》。
1975年4月5日是清明节。熊丸当天夜里正在士林官邸院子里欣赏夜空繁星。他刚进到屋里，预备就寝，接到值班医师紧急呼叫。蒋介石心跳停止了！熊丸披上袍子，赶到楼下蒋介石卧室，他先注射一剂强心针，蒋介石恢复心跳。宋美龄闻讯赶来，在蒋介石心跳再度停止时已陪侍在侧。医生打了第二针强心针，预备第三剂时，她叹了气说：“不用打了”。这时距午夜还差几分鐘。这时候，由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注下。即使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此一现象恐怕不是巧合。
世界各地观察家在撰发蒋介石逝世的新闻时，多数认为他宽容贪瀆和无能，才把中国大陆拱手让人。可是台湾的官方追悼却是空前庄严肃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个月，没有人敢打牌、打高尔夫，电视台一连四天只播放黑白的蒋介石生平事跡，以及“国葬”相关的新闻。蒋家两兄弟循古礼给父亲穿上寿衣。后来，纬国很不高兴，经国在守父灵日记中，居然隻字不提他这个弟弟在守丧期间做什么——事实上，根本就没提到纬国的名字。
蒋介石无论在世、辞世，他的心显然不在台湾。官方遵照他的遗言，没把遗体安置在日后在台北市兴建的中正纪念堂，供民众瞻仰，而是暂厝在距离台北公里桃园县山区慈湖一间朴素的房子，置放在黑色石棺里。他仍在等候“光复大陆”，回到大陆才安葬。
位于慈湖的蒋介石陵寝
蒋介石撒手人寰不到12小时，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蒋经国形式上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全体无异议通过，慰留他续任“行政院院长”，并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虽然蒋经国足不出户，守丧30天，根本没有传闻有人挑战他的领导地位。
蒋介石过世之后25天，西贡失守。蒋经国守丧期间，接见安克志“大使”，对于美国吃败仗的影响有一番长谈。他告诉安克志，西贡失守固然会使共产党阵营暂时志得意满，长期而言却会增强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冲突。那时候，可没有太多观察家预卜到这一幕。1970年，蒋经国见到越南的发展，认识到争取民心支持的重要性，西贡政权全面溃败更使他点滴在心头。
蒋经国在他父亲逝世后，宣佈“大赦减刑”，有3600名受刑人蒙福，其中约200人是政治犯。这是到此时为止，对于反对势力展现出的最大善意，可能也只有在他那位比较不宽恕的父亲过世之后，他才会采取的姿态。蒋经国接下来把核准新刊物登记、发行的权力，由警备总部移交到钱复担任局长的“行政院新闻局”。不过，国民党的文工会和警备总部仍然保有取缔、关闭刊物的权力。
8月，钱覆核准康宁祥、黄信介等党外人士申请发行《台湾政论》。主要由台湾人主导的这份刊物，立刻提高政治批判的程度，不仅抨击国民党，呼吁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还公开要求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权力分配要更平均在以前，这可是大禁忌了！《台湾政论》第五期刊登在澳洲任教的一位中国教授（译者按，邱垂亮）文章，主张台湾人民若不是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就只有起而奋斗，早早跟祖国统一这两条路可走，这一来逾越了言论尺度。蒋经国同意警备总部的看法，认为这是“煽动叛乱”，准许勒令停刊。5月，两位知名的党外人物以“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罪名被处徒刑。军事法庭瞭解有上意支持，把党外立法委员黄顺兴的30名亲友依“叛乱罪”处刑。
美国在中南半岛溃散，激起蒋经国把注意力摆到台北的秘密武器发展计划，尤其是飞弹的发射系统这个项目。1975年初，中山科学院派出15位工程专家到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惯性导航的高级训练，佯称是研制商用导航器材所需。蒋经国针对报章的报导，向立法院报告时透露，台湾研究核子武器的时间可以推溯到1958年，政府在1974年就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可是蒋经国宣称他本人曾建议著手制造，蒋介石却否决此案，坚持绝不用核武器“伤害自己的同胞”。
事实上，针对武器及发射系统的研究从来没停下来。台湾工程专家在麻省理工学院几乎要完成惯性导航课程时，有其他学生跳出来指控台北打算利用训练得到的知识建造武器发射系统。国务院借助中央情报局间谍提供的资讯，拿这些指控当借口，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取消课程。台湾工程专家只好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