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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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方的声明没有明白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宣示的意义是相等的。尼克松由上海飞回美国，主管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葛林（Marshall Green）和基辛格的助理何志立，衔命到台北向台湾领导人简报访问经过。经国虽然与美方代表有亲切、冗长的谈话，蒋介石却“没时间见他们”。蒋经国出奇的镇静。他没有责备美方，但是强调只要“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军事援助持续，他就“不太困扰”。 根据经国日后的说法，美方向他担保，美国打算寻求与北京关系正常化，这并不代表要建立外交关系。可是美方代表坚称，他们只是告诉蒋经国，美、中（华民国）政治关系将会持续下去。
上海公报发佈之后，各方开始猜测，台湾现在是否会打苏联牌，台北“外交部长”周书楷被赫斯特报社记者问到这个可能性时，表示“中华民国”不排除“与魔鬼握手”。周书楷表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可以举行类似华沙会谈的接触。于是乎，谣言四起，有一个说法是，蒋经国有意把澎湖出租给莫斯科，做为海军基地。 《中国时报》发行人余纪忠报道各方对于与苏联结盟的正反意见——反对声浪远远胜过赞成声音。经国指示发表声明，不会打苏联牌，三个月之后，周书楷下台。 蒋经国也派38岁的钱复出任“新闻局局长”，换下他的老友魏景蒙。钱复一上台，就停止魏景蒙钟爱的一些秘密外交活动，包括与路易的接触在内。
蒋经国经过37年的历练之后，决定正式出面管事。他的父亲当然同意，严家淦交卸“行政院长”的兼职，专任“副总统”。1972年5月26日，“立法院”以381票（总额394席）通过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他第一道公开声明就重申“光复大陆国土”的决心，可是也强调在台湾推动行政革新，扫除贪污。他要求民众原谅他“少说话”，以便“多做事”。他继续倚重财政部长李国鼎、经济部长孙运璿为首的财经团队，但是也起用若干本省人出任要职，譬如，徐庆钟为副院长，张丰绪为内政部长，党外人士台北市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人事命令发表前，蒋经国召见高玉树，邀请他入阁。高玉树犹豫，经国表示他预备推动十大建设计划，其中六项是交通建设，“我需要借重你”。高玉树不怎么相信经国这一席话，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调职“入阁”。
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台湾已历27年，经国派出第一位台籍省主席。谢东閔是所谓的“半山”，也就是日据时代离开台湾到大陆加入国民党，在党、政界工作，等到1945年光复才回来的台湾人。从“半山”这个称呼就晓得他们的心思只有一半是台湾人。
蒋经国升任院长，可谓恰逢其时。7月间，蒋介石心臟病发。新闻界得到的消息是病情不严重，只是轻微肺炎。实际上，蒋介石不再视事已久，他不再接见来访贵宾，大部分时间住在士林官邸，都是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蒋经国每天到官邸晨昏定省，只向他报告好消息，也不再拘泥形式，向他请示重大决定了。 宋美龄长久以来已接受经国将会继承父亲权位的事实，现在把自己的公开活动局限在类似“全国妇女反共抗苏联合会”（译者按，简称妇联会）的组织上。
蒋氏父子面临多事之秋
蒋经国主持“行政院”院会，要言不烦，通常40分鐘就可以散会。“他讨厌形式，也不喜欢囉嗦嗦”。他以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通常要让拖得太久的报告中止，他就抚下頷。 他处理国民党中常会的方式也一样。由21位中常委组成的中常会，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针对台湾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的情势，这些保守派只会更紧抱著党的正统。可是经国从来不跟他们争辩。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警察开始到上述场所检查，查对客人身份证；几个公务员因为办了奢华铺张的婚礼，遭到免职处分。蒋经国尤其严惩受贿、瀆职的公务员。调查局逮捕了50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务员，其中好几位在警备总部受营造厂大额贿款的弊案。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准逮捕王正谊及判处无期徒刑，有位税捐处副处长更处以死刑。
经国昭示“内阁阁员”，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简化官僚作风惟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大学杂志》在1973年6月号宣佈，蒋院长执政第一年“是‘政府’迁台以来最有成就的一年”。
蒋“院长”继续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1972年12月选举将届，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饭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是会议的主导人物。康宁祥曾经干过加油站加油工，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将是未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选举将届之际，康宁祥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监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表会。他两度被警告，违反了“动员戡乱”基本“国策”，竞选期间，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的言行，并建议他应该办几个人，包括把康宁祥抓起来。王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
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97％，囊括全部的县、市长。由于有些席次礼让无党籍人士，国民党未提名候选人，因此党外当选比例高出3％。
虽然康宁祥日后被认为是相当保守的反对党人士，早年他可是“体制内”政客中比较激进的一员。他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蒋经国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国民党内多数高级官员接受经国的决定，允许“立法院”内出现嘈杂的反对党声音。本省籍党外人士只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构成威胁。包括军方及情报单位在内的若干强硬派，认为反对派发洩发洩并无大碍，还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的自由开放有了进步。的确有些美国学者就撰文表示台湾民主政治前景“颇为鼓舞”。
但是知识分子遭受到来自不同源头的压力。几位被扣的学者获释之后，台湾大学校长（译者按：阎振兴）把哲学系14位最活跃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解聘，箝制了1971年以来台大校园常有的论政集会。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之后，总编辑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位。《大学杂志》内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歧异浮上台面。在蒋经国主动延揽下，与《大学杂志》有关连的几位年轻学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进入政界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许多人接受延揽。 在官方许可的政治体制之外的异议运动，陷入低潮。校园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外省籍教授，继续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角色，主张稳健扩大民主结束戒严。
尼克松震撼使得“台独”声浪降下去，也使台湾反对运动暂时失去动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权的前景动摇。1973年8月，蒋经国告诉马康卫大使，要加强团结，台湾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而面对北京来势汹汹的统一运动，台湾非加强团结不可。他认为，台湾这样一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劳务密集的产品，如玩具、衣饰、鞋类等等的出口，是台湾1961年以后经济大幅成长的基础。70年代，在蒋经国和他的技术官僚领导下，工业逐步转向生产制造高科技产品。经济部在1970年合併好几个应用工业研究机构，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促进此一“国家目标”。台湾到美国留学，得有科学、工程方面高等学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岛内服务。
但是公营事业继续佔有台湾经济极大比重。蒋“院长”的第一道经济对策涉及到当局大量投资，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几个新港口，以及铁路电气化工程；另外还有开闢资本密集工业以生产石化、钢铁、铅、铜等产品。这些公、民营合作计划在这位前马克思主义派的工程师心目中，相当重要。
蒋经国视察建设工地
十大建设初步估计成本高达50亿美元。实际支出则超过此一估算的两倍以上。有些观察家说，适逢全球经济大危机，台湾没有力量完成这些宏伟计划。蒋经国的答覆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军方将领担心“国防”预算会有下降的压力，可是台湾储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经费，官方债信良好，又向国外借贷筹足其他经费，“国防”支出不减反增。 第一代的技术官僚李国鼎等人受到蒋“院长”热诚的号召，支持绝大部分的十大建设项目。有一天同车前往开会，讨论南北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财政部次长王绍堉问李国鼎，财源哪里来？李国鼎答说：“放心，我们先开始做，再想办法筹钱”。
蒋经国是在世界能源危机，全球经济走疲的大环境下，推出此一雄伟的建设开发计划。台湾的出口占台湾生产毛额的53％，可以说是在国际经济危殆下，特别脆弱。1974年，台湾遇上巨额贸易逆差赤字，国民生产毛额年增率只有1。1％。行政院只好加税，并大幅提高利率、电费以及瓦斯、石油等的售价。蒋经国并不满意静待自由市场对这些措施发生反应，他下令官方以低价供应黄豆、小麦，并对若干商品定下价格上限。
尽管物价腾升，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十大建设照原定时程推动。官方扩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经济，在台湾没有经济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机的能力上，扮演相当重要角色。事实上，1974年台湾国民平均所得还增加到465美元。十大建设创造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建设，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产业。 蒋经国又推动农业改革，取消强制性的稻米肥料交易制度、降低农村税率、订定保证收购之粮价，修订农地买卖条例以鼓励大型化机械耕作。 他还寻求分散台湾的出口市场，以免过度依赖美国及日本，同时加速核能发电。
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的十十建设仍按部就班地进行蒋经国参加建设研究会毛泽东已经卧病很长一段时候，现在讲话都很困难，“身体稍微动一动，就呼吸困难”。可是头脑神智仍很清楚。他的老敌人蒋介石比他大6岁。毛泽东不像蒋介石，此时他还当家做主。医疗检查发现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不准医生动手术，深怕周恩来有个三长两短，集结在毛妻江青身边的激进派，就没人可以制服。突然间，他又在周恩来的举荐下，让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邓小平立刻宣佈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依附中共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管道，向蒋家父子招手。但是经国不予理会。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有那么愚蠢”。
蒋经国认为，在台湾只要出现疑虑，认为他与大陆秘密接触，寻求和解，甚至在当时考虑放宽人员接触，不仅在台湾人当中，甚至在外国投资人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甚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