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杀死洋鬼子！”，拥向分驻所。一名英籍警官下令值班华、印警员开枪，当场打死十一名示威者，另有二十人受到重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警方把事件归咎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活动，尤其是国民党激进派”兴风作浪—显然影射经国的父亲是幕后指使者；此时西方新闻界已称呼蒋介石是“赤色将军”。五卅事件的抗议又持续一个星期。
此时，经国受同学推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虽然若干作者述说经国是警局扣押的学生之一，可是上海的档案记录里找不到这项记录。上海、香港及其他地方纷纷爆发大罢工，抗议五卅惨案。《纽约时报》特派员撰发新闻，提出警告说，“激进党”（国民党）决心取消“外国人一切特殊地位、特权和治外法权”，又说日本也可能“与黄种人世界并肩对抗西方”。武汉的英国人组织义勇队以机关鎗对付数千名滋事苦力。广州方面，6月23日，包括童子军和黄埔军校学生在内，大批示威群众游行经过沙面岛外国租借地区，岛上英国守军向群众开火，死者五十二人，伤者逾百。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人员趁势招揽民众入党，中国共产党员人数暴增两倍，达到三千人左右。
政治热潮迅速蔓延到湖南这类内陆省份的乡村地区。五卅惨案发生时，毛泽东正回到湖南老家，照料垂死的母亲。他立即与同志进入乡村，组织农民社团。湖南军阀派兵缉拿毛泽东，他迅即逃往广州，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週报》编辑，并且主持一个培养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单位。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宣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亲苏派人士汪精卫为新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掌握大权。汪精卫大有成为孙逸仙接班人的架势。国民党现在即将面临最大的挑战——统一全国。
蒋介石在将要对付国内局势之际，决定把经国送到好朋友吴稚暉这位著名学者在北京新成立的学校唸书。这所小型学校位于南小街，教学兼采新、旧学。北京虽在军阀冯玉祥控制下，学生的安全似乎并没有问题。吴稚暉大概曾得到军阀保证，国民党学生也不会有危险。事实上，冯玉样至少也有一名子女进入这所学校唸书。冯玉祥身材高大，说话絮聒，具有社会良知，同情国民党。他又娶一位受过教育、信奉基督教的女士为妻之后，成为“基督将军”，传闻他用消防车水管把部属统统施洗，命令他们信奉基督教。冯玉祥原配所生的儿子洪国和女儿弗能两兄妹，日后在经国的人生扮演重要角色。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
此时经国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他到达北京后不久，国民党籍的著名新闻工作者、上海大学前任副校长邵力子，介绍他认识许多共产党人，包括身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釗。
邵力子是中共地下党员，旋即南下黄埔，成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蒋经国很自然就与左翼学生打成一片，定期到苏联大使馆看电影，与苏联大使馆官员经常见面。此时，他开始萌生到莫斯科留学的念头。
1917年革命以来，苏联已经提供军事训练和教育学习的机会给中国及远东其他国家革命党人。后来，苏联把几个训练学校合併，组成东方劳动者大学。1925年，苏共决定单独成立中山大学，专收中国留学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偕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参与下，甄选中山大学学生，国共两党各自推荐若干学生作为中山大学第一届学生。
经国与几位朋友决定申请，他要求吴稚暉推荐。吴稚暉问他为什么想远适异国，经国答说为了革命。吴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经国表示不怕。吴稚暉告诉他：“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再去考虑一下”。两星期之后，经国又找吴稚暉，表示依然决心要去莫斯科。吴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吴稚暉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有力的“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促成国民党清共、与莫斯科决裂。但是1925年夏天政治界、知识界的气氛，与数个月之后的状况大为不同。吴稚暉并未劝阻蒋介石的儿子留学莫斯科，也没有提醒他共产主义的可怕。
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也发生剧变。8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枪手冲进会场，狙杀左翼领袖廖仲愷。保守派涉嫌买兇。蒋介石领导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这桩政治暗杀事件。右翼领袖胡汉民虽然未被控涉入本案，却被迫辞职。廖死、胡走，蒋介石不仅成为革命军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也是党内除汪精卫之外的政治强人。国民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似乎为了表态左倾，指派周恩来递补廖仲愷的政治部主任职位。广州许多支持国民党的大地主、产业家、富商、保守派知识分子大为震撼；许多人收拾行囊，避往上海和北京。
中国的政局因而益加混乱复杂，角色剧码倍增。现在有了支持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左派；强烈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右派；奉莫斯科之命行事的中国共产党；还有部分苏共及中共党员，则认为与国民党结盟之后将有大祸；投身与国民革命军合作（换言之，与蒋介石合作）的苏联顾问；冯玉祥之类的军阀，接受俄援、悬掛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也有与日本合作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还有盘踞宁波、奉化之类的各省、各地军阀，他们通常有如墙头草，谁势力大，就表面上奉谁为正朔；更有一些激进派军人，得到日本护翼，在东北割据一方。苏联在这场乱局中，许多利益亦不时互有冲突，譬如说，它既希望中国统一可以共同抗拒帝国主义者；又希望中国能出现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希望避免刺激日本：更希望能在东北扩张苏联经济利益。相形之下，西方列强对苏联、日本、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当家的中国国民党，也全都心存忌惮。
蒋介石并不相信共产党人，不过他本来就不信赖太多人。虽然基于传统价值，他倾向于排斥阶级斗争等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其实他最困扰的倒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最重要的是严苛的政治动态—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结盟，却是政治上一股新兴势力与敌对组织。共产党也跟国民党目标一样，不仅想恢复中国的统一和尊严，也想本身一手掌控权力。最让他不安的是，中共受到北方强邻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1925年夏天并没有打算让国民党把共产党廓清。也没有计划与苏联决裂。同理，斯大林此时对国民党的政策，只是理论上不同调，行动上并未另有阴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都是「民族小资产阶级」，把他们视为最终的阶级敌人。然而，1924年之后改造的新国民党，却明明白白是个独特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明显由亲苏的左翼领导人主导。毕竟其组织架构及意识形态均由莫斯科方面设计、修订。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士，互称“同志”。中共和苏共都认为，共产党员最后极有可能掌控住国民党的领导机器，国民党右翼人士将会分裂出去。孙中山日益亲苏，死前强烈流露列宁主义立场，益使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对于蒋介石，他们可就不敢这么篤定，但是1925年夏天的蒋介石，似乎仍是苏联的好朋友，也是坚定的左翼人士。蒋介石不是和鲍罗廷、布鲁彻合作愉快吗？他不是公开讚扬苏联共产党吗？他不是才委派周恩来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不是即将要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吗？
甚且，在历史的这一刻，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推动中国统一，让中国反帝国主义，与苏联亲善，并作为对付英、日的缓冲。由于以中共为首领导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还未确定，与势力强大、日益左倾的国民党合作，似乎是莫斯科达成目标的可行办法。
1925年夏天，蒋经国前往黄埔郑Ъ盖祝致鄹澳箍茊埵榈募苹＞诩盖字埃热ヌ酵丫嵌昝栏救说摹吧虾Ｄ仿琛背陆嗳纾蛩ǜ孀约河幸馇巴箍疲胨蚋盖紫日⊥狻�
据陈洁如的说法，蒋介石起初一口就驳斥这个念头，骂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蒋又说，他负担不起经国的留学费用。陈洁如替经国讲话，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丈夫点头同意。如果蒋介石当时已隐伏强烈的反苏、反共念头，一定会跟他的好友、结拜兄弟陈果夫〔译按：蒋与陈果夫叔叔陈其美（英士）拜把，果夫是蒋亲信副手，应该不是拜把兄弟〕讨论儿子有留学莫斯科的想法。不久之后就是国民党内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听到经国的计划不但毫无警告之意，还答应替经国准备厚重保暖衣物。果夫的弟弟立夫当时正在美国留学，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问时表示，他瞭解蒋介石为什么允许儿子前往俄国——“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 蒋介石在1925年10月1日的日记简单记述：“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送儿子到莫斯科留学，符合蒋介石的政治和事业利益，也相当吻合他当时的意识形态倾向。不过，蒋介石倒是建议只有十五岁的经国，出国之前应先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第三章
红楼一梦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停靠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著，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著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櫛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骯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媛，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大敌。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的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1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靠燃烧木头啟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著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著如厕。 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却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为首的群体，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慾污染腐化。托洛斯基坚持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