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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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经济蓬勃发展，成绩傲人。在这一年告一段落的第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把国民生产毛额提升35％，每人平均所得提升19％，工业生产增加72％，成绩格外亮丽。然而，政治上这一年却似乎流年不利。戴高乐总统承认北京政权，关闭法国驻台北“大使馆”。中国在刘少奇、邓小平带领下，似乎由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混乱中逐步复原。
同样在1964年，接替蒋纬国出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将军，发动一场跡近闹剧的政变失败后，蒋纬国的政治前途可谓就此断送。1948年底的徐蚌会战中，赵志华是纬国的副手，被俘后逃出。蒋经国的政工人员对这类军官通常都保持高度戒心，可是纬国力保赵志华。此后14年，赵一直忠心耿耿追随他。可是1964年1月21日，他召集全师官兵、装甲车集合，透过麦克风宣佈要开往台北，接管“政府”，理由是蒋“总统”未能坚强有力领导反共。
数千名官兵吓了一跳。一位高阶政工高喊支持，跑上讲台。此君不是向赵敬礼，而是伺机把他制服在地。政变历时两分鐘就落幕。蒋介石对纬国长期支持赵志华大为震怒，这个兵变事件使纬国的事业前程蒙上阴影。
著名的本省知识分子彭明敏也逐步走向和蒋介石政权对抗。彭明敏私底下与少数思想相近的学生讨论政治局势。蒋经国的特务密切监视这些集会，1964年初警备总部逮捕了印制主张“台独”传单的彭明敏和两位学生。接下来的审判过程吸引了海外极大注意，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特别关切。经国决定轻判，只判决彭明敏有期徒刑8年，坐牢7个月，彭明敏签署一份由情报人员起稿的悔过书，得到特赦，出狱回家。
蒋经国也继续允许高玉树等本省籍政治人物有一些活动空间。1964年台北市长选举，在蒋经国点头下，选务机关准许高玉树可以举荐监票员——他对全市360个投开票所，派出500名监票员。虽然国民党对市长选举投下极大资源，还秘密支持另外一位“无党无派”候选人分散高玉树票源，但高玉树险胜。另外，无党无派候选人在台南市和基隆市亦当选市长（译者按：台北市有5位候选人，国民党周百炼，以及高玉树、陈逸松、李性源、李建兴；台南当选人叶廷珪，基隆当选人林番王）。
第十六章
国 防 部 长
1965年1月，”行政院长“严家淦派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有一天，有位美国国会议员在驻台北大使馆二等秘书李鹤伯（Herbert Levin） 陪同下，拜访这位新任“部长”。这位议员表示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在今后几年内“光复大陆”；他又说，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如果控制一个年轻人超过十年，这个人就“永远是个顽强的共产党员了”。经国本身就在莫斯科浸淫共产主义之下12年，闻言点点头，转过身给李鹤伯“一个西方式的眨眨眼”。
当年春天，陈诚逝世，得年67。在陈诚死前许久，经国已是台湾实际的大老板——除了经济、金融财经这个重要领域之外，他无所不管。蒋介石已经高寿78，越来越不介入日常事务。由于视力减弱，蒋介石很少读书看报，幕僚也不让他接触到不顺心的新闻。陈诚过世之后，经国让严家淦继续以他及手下一批务实、市场导向的技术官僚希望的方式去管理经济事务。但是实际上，在台湾人人都晓得，经国的非正式权势现在也已经延伸到这些领域。
蒋经国也是幕后与美国交涉敏感的国际事务（如前一年法国承认北京事件）的关键人物。尽管华府已经表明不要再透过情报管道和台北有高阶层政策讨论，两蒋依然可以拜託克莱恩担任主要的对话人。可是克莱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依然无法推销蒋介石的提议——运用国民党军队参与越战，以及摧毁中共在大陆的核子设施。
年迈的蒋介石越来越不介入日常事务，久经历练的蒋经国已是台湾实际的大老板1965年春天，中南半岛战事急剧升高，中苏失和由意识形态差异扩大到兵戎相见，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政变失败后实质上已不复存在，北京全面外交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经国传话给中央情报局，表示他父亲希望再跟克莱恩谈话。华府方面对于蒋介石一开口，就赶快派出他亲自指定的美方代表去见他是否明智，也产生冗长讨论。后来克莱恩获准再次飞到台北。抵埠之后，克莱恩在美国“大使馆代办”陪同下，与蒋介石父子有一次短短会谈；稍后，经国带著老朋友到日月潭与蒋介石做5个小时的密谈。蒋介石坚称，“反攻大陆”的时机“就在当前，一旦错失，就没有机会了”。克莱恩回到华府力陈蒋介石的主张，但是“华府没人理会”。美方搞不清，蒋介石究竟是为了历史纪录和向国内右翼人士表态，还是老糊涂了。
蒋经国本身对他父亲越来越像唸经般的喊叫“反攻大陆”也不全然置信。克莱恩到访之后不到几星期，经国与中央情报局新任台北站站长会晤（中情局现在用“美国陆军技术群”为对外名称），坦承他对光复大陆及美、台关系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固然必须培养回到大陆的希望，俾便维持在台湾的士气民心，我这一代的主要人物明白，要在中国大陆重新建立一个非共政府，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不过我们希望尽其在我，不错失击败中共野心的机会，并且争取坚强地位来削弱北平（北京）政权…使年轻一代的＇“国民党政府”＇领袖……感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和策略，应该是与美国维持亲密、合作的瞭解，并且支持美国的东亚政策。
不久之后，蒋经国到华府参加若干高层会谈，忠实负责地提出他父亲最近的军事行动计划。经国和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Robert Mamara）会谈时表示，他父亲要他留下一份“概念性的文件”，提议攻佔中国西南五个省份。这项计划代号是“火炬5号”。不过，经国强调，火炬五号不是一项行动方案，还需要双方再研究。他强调的重点是，美国和台湾需要像真实的伙伴或盟国行动，不只在共产党中国问题上，在整个亚洲的政策和战略上都得共进退。他告诉麦克纳玛拉，“光复大陆”要靠“争取到百姓及共产党军队武装的向心”，问题在于如何善加利用台湾的力量而不要触发大战。
1965年9月，蒋经国与约翰逊总统
他在和腊斯腊斯克国务卿等人会谈时针对北京的意图提出分析，被美方认为客观、中肯。他说，他怀疑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介入越南或东南亚。和约翰逊总统会谈时，经国指出，他提出若干军事方案，但是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军事行动对付大陆，而是要与美方“有深入、持续”的咨商，以便“整合”美国及“中华民国”对整个亚洲的政策，不是只顾到中国政策。照蒋经国的说法，大陆将因其内部动态关系影响到它的发展，台湾在长期改造中国的进程中，将要扮演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模范的角色——跟雷震宣扬的主张相当接近。美国官员欢迎蒋经国坦率表明台湾当局立场，他们认为经国此行访美，刻意展现台湾当局弹性大，愿意接纳美方观点。美方的回报是答应改善咨商，多做共同研究。
蒋经国也重申他父亲从前的提议，国民党军队乐意支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克莱恩在蒋经国结束访美行程之后，再度促请国家安全会议决定动用国民党军队投入中南半岛，但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再度认为这项建议太危险，美国的盟国一定会强烈反对，而不肯接受它。至于秘密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蒋经国1965年访问华府之时，他手下的特战中心已派出数百名军人到越南，成为第三大的外籍代表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隻特战部队「海燕部队」，由天主教神父阮乐化率领。台北还以其他方式协助南越。最重要的就是民航公司和美国航空以台湾为基地，支持中央情报局在整个中南半岛的空中活动。在王昇1960年初访西贡之后，越南武装部队仿照蒋经国的制度，也成立它们的总政战部。
南越新的军人执政团以阮文绍将军及空军将领阮高祺为首，得到经国幕后援助，在1965年中期掌握大权。蒋经国在西贡的情报人员安排某一华侨富商提供资金给阮文绍，也协助安排阮文绍与中央情报局建立关系。
但是蒋经国并没有将一切希望押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上面。1965年6月，蒋介石批准他的建议，把秘密研发核子弹的计画研究阶段推进到发展阶段。某些“国府高阶官员和总统顾问”告诉蒋介石，台湾发展核武器的曼哈坦计画，在经济上欠稳当，技术上不易施行，政治不明智。但是蒋经国对这项计画负起全部责任，指派唐君铂将军主司其事。军方的研发单位“中山科学院”成立一个超级秘密单位，负责实验室工作，唐君铂规划出一套策略，取得必要的反应炉，精炼设备，浓缩铀以及投射技术。汤君铂延揽的团队里有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科技军官张宪义。但是中情局这次的脚步角够快，业已吸收张宪议替他效命当间谍。
蒋经国1965年出任“国防部长”之后，搬到海军招待所“七海新村”居住。七海新村海比起长安东路寓所要大，位于圆山饭店附近营区。 这时候蒋经国已经56岁，终于接受医生的劝告，节制喝酒，另有一说他完全戒酒。50年代末期他学国画消遣，可是由于脚部开始疼痛——糖尿病的徵兆——不能久站，60年代中期就放弃了这项嗜好。他和极为亲近的朋友的应酬饮宴，持续到1969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才停止。这些聚会和往常一样，就是谈天说笑，当然免不了划拳助兴。可是现在蒋经国是指定“代表”替他拼酒。如果美国人受邀出席，中国人总是想让他们不醉不归。60年代，中央情报局有一位新站长行到任，“醉得像隻狗”被抬回家。
根据某些消息来源，蒋经国在60年代停止与其他女性的情缘交往。还有人说，他还继续著婚外情，直到70年代，只是比较节制，温和多了。有一则故事来自女主角的朋友，指他追求台湾最有名的平剧演员顾正秋，可是由于她芳心已属另一位已婚男子任显群，与任显群生了两个小孩，因此一再拒绝蒋经国的爱慕情意。任显群后来出事，因为他为来台的一位表亲作保，1956年这位表亲以间谍罪嫌遭到逮捕。任显群受到牵连，被判处不长的刑期，但是谣传是经国设计，不要任显群碍了他的好事。但是虽然顾正秋对于爱人、子女的父亲被捕十分愤怒，她显然并没有责怪经国。她求见这位有权有势的爱慕者，央求他设法宽恕任显群。据这则流传的故事说，经国并没有趁危占顾正秋的便宜，只是遗憾地拒绝释放任显群。
尽管有这些谣传的或实际的婚外情，它们都没有扰乱经国的家庭生活。方良遵照她丈夫定下的规则，但是有些事则自行作主。50年代末期，由于女儿孝章的反对，她放弃打麻将这项嗜好，可是依旧抽烟。她另外学打高尔夫和保龄球，也到学校做义工。50年代她有一小圈朋友，其中有些是“白苏”，这些白苏的丈夫，中国人、美国人都有，还有的是民航公司的飞行员。到了60年代，由于经国职位越来越高，她不方便再跟他们来往。她的英文很好。有一次在晚宴上，一位来台北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天真地问方良：“你是什么？白苏，还是赤苏？”她毫不犹豫就答：“我想你可以说，我生下是一种人，后来却长成另一种”。
蒋经国有次对一位助理说：“治国易，治家难”。他一向忙碌，时间不够用，可是很重视家庭责任。有位年轻人毛高文，是经国母亲毛福梅那边的远亲，即将前往美国留学，来向这位声望隆崇的表亲辞行。经国对他的计划垂询甚详，问了一小时话，还笔记记下毛高文的回答。多年之后，毛高文告诉作者，他当时就想：“他真是认真啊！”
孝文在堪萨斯州一所小型学校读了一阵子，就转学到加州的阿姆斯壮学院。他邂逅、娶了一位美丽聪慧的欧亚混血女郎徐乃锦。徐乃锦的祖父徐锡麟在1907年企图行刺清廷一位官员，遭到凌迟挖心的极刑。她母亲玛丽亚？伯丹（Maria Bordan）是德国人。孝文和徐乃锦在加州拉古纳海滩市一座天主教堂结婚，婚后到华府读了一年书，1961年，她给经国添了第一个孙女——棕髮碧眼的友梅。宋美龄给小女婴取了英文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