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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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与28。6万人之比。 陆军还成立一些特别单位（“军官作战团”），完全由超额军官组成。
由于大陆来台官兵对是否能回老家，或是否在台湾成家，有高度的不确定感，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士气，维繫住政治忠诚，“反攻大陆”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同时大陆来台官兵一旦退役，如何不让他们成为社会或经济问题，进一步与本省人疏离，也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
1950年末，蒋经国挑起这个重担，出任“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方体认它攸关台湾的稳定，拨出大笔美援支援退辅会的活动。“退辅会”提供补助费或贷款，协助退役军人做小生意，譬如摆设小吃摊或当三轮车伕。台湾的民营企业也遭到重大压力要配合当局政策。“退辅会”还成立“荣民工程处”，僱用约6000个“荣民“投入建设工程，兴建中部横贯公路。此外，”退辅会“还挑起责任，提供医疗、收容居留给予无法工作的”荣民“。后来蒋经国还批准一个构想：发给每个大陆来台退除役官兵“授田证”，准许将来“反攻大陆”后可以领到一块地耕作（地点在哪里，则没有明订）。“退辅会”总共发出去多70万张授田证。
蒋经国担任“退辅会主任委员”时，亲自率队踏勘中部横贯公路路线，乘坐吊篮越过山谷台北近郊的“荣民总医院”不仅发展成为大型医疗机构，还以医疗照顾品质、医师专业水准的高超名闻遐邇。蒋家后来还以“荣总”做为全家治病看诊的医院。 蒋经国秉持一向的作风，担任“退辅会主委”期间十分重视细节，经常到各地视察。他亲自托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推荐一群教授，设计一套性向测验，让“退辅会”能依据测验结果给每个“荣民”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经常到中部横贯公路工程现场视察，与“荣民”工人一起吃饭，检查他们的营舍、厕所和文康休閒设施是否完备。有位“退辅会”旧部属记得有一次陪蒋经国视察一所收容“荣民”的麻疯病医院。让卫士大为惊慌的是，经国竟然坚持跟他见到的每个病患握手。 有位医生说，有些病人已经20年不曾跟任何人握过手。
蒋介石、宋美龄与蒋经国在中部横贯公路
195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设置副总裁的新职位，指派陈诚出任斯职。他希望藉由这个动作，终止外界臆测陈诚与经国不和，互相斗争的传闻。陈诚现在在党政两方面都成为蒋介石正式接班人。在绝大多数观察家心目中，经国仍是台湾第二号最有权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满意在正式官阶上慢慢攀升，他对陈诚执体甚恭，陈毕竟名义上是他的长官，而且远自40年代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远征军时期就一直是他的上司。50年代初期，经国的安全随扈坚持他不应再在台北街头跑步运动了，他考虑改打高尔夫，可是陈诚告诉他：“人人都可以打高尔夫，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该打”。此后，蒋经国的主要运动就是下乡或到阳明山踏青健行。
可是政治角力无法避免。陈诚、小蒋之间最严重的内斗事件发生在1959年初，陈诚与一群和他渊源深厚的将领聚会之后。聚会中出现一个话题：蒋“总统”要怎么安排接班？大家假设蒋介石会遵守“宪法”，于1960年不再连任“总统”。蒋经国的情报人员监听了聚会谈话内容，不久，与会高阶将领纷纷退役或改调不带兵的职位。其中一位将领就是参谋总长王叔铭。经国一直设法与“老虎将军”王叔铭交好，可是王叔铭和陈诚的渊源更深，关系更坚强。迭受经国提拔的彭孟缉，则升任参谋总长。
蒋纬国大约同一时期调职，可能也和王老虎及其他高级将领异动有点关连。纬国与哥哥关系紧张已经历有年矣，不过表面上还保持和谐。纬国第一任太太石静宜难产而死，1957年他计划在东京和漂亮的中、德混血女郎丘如雪组织家庭。蒋经国听到消息后，问起婚礼地点能不能改。据纬国回忆，这是第一次他当著哥哥的面发了脾气。不过，他在东京成婚时还是把地点改在“中华民国大使馆”。
1958年，蒋纬国出任“国防部”参五计划次长。当年稍后，他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任职，不过这项职务他只担任不到一年。王叔铭下台后不久，纬国被派到美国，进入美国陆军防空学校受训。此后，他从来没有担任过空防方面的工作，也不曾再担任部队指挥官。
国民党迁到台湾以后，地方上出现派系争取国民党提名，抢著担任地方公职，以及随著这些公职而来的利益和权力。在台北等地出现一些党外人士，在模糊、又有点瞭解的言论尺度之内批评“政府”。容忍党外人士可使台湾、国外（尤其是美国）有选举比较民主的印象。然而，蒋经国的当局安全人员密切监视反对党人士，如果言行超越尺度或彼此串连合作，就对他们发出警告。党外人士言行逾越尺度，会受到当局不同形式的骚扰，如果还不知节制，搞不好在未经起诉或大众不知情之下就被抓起来。
据高玉树自述， 1954年他第一次竞选台北市长时，国民党轻敌，不认为他够份量，因此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乾净利落赢得多数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警备总部本来想宣佈选举无效，可是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赢了。他获悉蒋介石调阅他的背景资料，而几可确定出于经国的建议，决定批准选举的结果（译者按：1954 年台北市省辖市时代第二届民选市长，国民党提名‘半山’王民宁，由警务处长转来竞选，却被台北工专毕业、赴日读书回台的工程师高玉树以无党无派独立参选人身份给击败）。私底下，高玉树对包括美国“大使馆”官员在内的友人形容国民党外省人政权是不义的独裁政体，但是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改善这个拥挤、污染的城市的建设。三年之后，他竞选连任，但是没有获准派出足够的监票员，因而败给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译者按，黄啟瑞）。1960年，选举委员会再次不准他推荐监票员，他放弃竞选。
杜勒斯1958年10月底访问台北带来震撼之后，蒋经国的特种作战中心减少对大陆的突击、渗透活动。为了让相关部门大批人员有事做，经国又开始运补武器、装备给缅甸的国民党游击部队，甚至调派国民党军队官兵到当地提供训练。蒋经国的办公室还提出“大陆工作四点计划”，强调扩大情报搜集和心理作战，静待“严重反共动乱”的跡象，伺机策应。
1959年3月，“世界屋脊”西藏果然爆发“抗暴运动”。根据一般的说法，拉萨骚动之后，谣传驻藏中国官员计划逮捕达赖喇嘛，把他解送北京，西藏人涌入拉萨以保护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一来，骚乱扩大。康巴族人（Khamba）袭击解放军据点，达赖喇嘛率领大批僧侣、信众逃离拉萨，进入山区，辗转逃到印度。
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报告说：蒋介石“极端焦急，想要有所行动，鼓动西藏抗暴运动继续下去”。经国和克莱恩提出台北及华府如何提供支援给叛军的建议。可是中情局早已与西藏人有了接触。已经解密的美方档案材料，有许多地方提到中央情报局在藏胞“抗暴运动”前后，对反共藏人秘密大量支援及鼓动。 中央情报局援助西藏的计划，代号是ST马戏团（ST Circus），包括在美国境内训练西藏人。事实上它是“根据美国政府1951年及1956年对达赖喇嘛的承诺”而于1956年开始。秘密运补武器给西藏“抗暴运动”，始于1958年9月。 中情局执行这些活动，得到经国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直接介入西藏内部的行动。1996年，国民党军队某位高阶军官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证实中情局由台湾对西藏的运补，始于1959年以前。这些行动鼓舞了“抗暴运动”，带出了激情与谣言，导致达赖喇嘛决定逃出拉萨。
西藏“反共抗暴运动”起事，庄莱德竟建议华府当局不要和蒋经国联合作业，他认为西藏人一概不喜欢中国人，才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华府方面也担心国民党当局介入会伤害到印度及其他国家对西藏人的同情。不过，白宫还是批准了一项秘密援助西藏“抗暴”的计划，其中包括与台北当局进行“探测性的讨论”。这时候中情局显然已逕自执行自己的计划，增加对西藏游击队的武器空投作业。根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前任官员的说法，在西藏“抗暴”起事之后的秘密运补，是以印度为基地进行作业。
5月3日，蒋介石表示非常不高兴，美国竟然没有跟台北合作利用西藏“抗暴”发动行动，他表示国民党军队也会有动作，暗示将以伞兵空降到西藏。但是此时藏人反抗运动已经瓦解。早在4月23日，杜勒斯就报告，“反共游击队”已经惨败，企图逃入印度。虽然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支援动作没有中止，不久经国的秘密单位也加进来一起伸援。 一年之后，虽然艾森豪认为美方继续援助无济于事，只会引起中共的报复，国家安全会议还是批准延续支援动作。
除了在西藏联手支援“抗暴运动”之外，国民党当局现在也推动与美国在中国其他地方发动游击行动。这时候，全世界都晓得中共的大跃进酿成大乱。刘少奇取代毛泽东出任人民政府主席，更增添外界猜疑毛泽东地位下降。1960年2月，蒋经国通知克莱恩，有鉴于大陆民情高昂，“反共”声浪上涨，蒋介石打算空降两三百人一队的许多突击队到四川等地。经国说，他们将在春天开始行动，如有必要可以单方面行动。克莱恩向华府报告，他设法说服台北对这项雄图“温和一点”。
艾森豪总统1960年6月到台北访问，蒋介石表示，在边境地区若干地点设置游击基地的时机成熟了，他保证大陆百姓会揭竿而起，导致共产党政权覆亡。台北方面有所求于美方者，就是飞机和电讯设备。艾森豪答应他，美方会研究这项方案。回到华府，五角大楼再次研判认定，这项计划“几乎必然会失败，对于台湾和美国都会有不利影响”。不过为了安抚蒋介石，艾森豪批准为了“鼓励大陆反共运动的目的”，美、台要共同计议、规划。这项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未解密，但是显然除了规划、训练之外，并没有进一步动作。
虽然西藏“抗暴”悲惨失败，它却造成中、印关系紧张，进而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失和。7月16日，莫斯科照会北京，它决定不仅取消1957年秘密发展核武器的协议，还要召回派到中国的所有苏联军、民技术专家。此时，邓小平已从大跃进的大灾祸里汲取痛苦的教训，他正在审慎地推动务实政策，试图弥补大跃进造成的伤害。
第十五章
中国“大跃退”
整个20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外省人占台湾地区人口的一成半，但是“中央政府”、军队、国民党中央、大型公营企业几乎每个高阶职位，全给外省人佔了。在地方上，外省人的主导地位一样无所不在。例如， 1963年全岛24个县市警察局长，没有一个台湾人，120个分局长当中，只有5个台湾人。
本省籍人士除了国民党之外，找不到其他政治组织可以依附。安全管控严峻实质上使得民间连温和表示反对都不敢。警备总部找不到太多对像需要镇压或甚至严重“警告‘。可是还是有5000名左右台湾人被当作政治犯拘押，作为对有心反“政府”人士的活教材。
可是国民党维持法律与秩序不单是靠高压震慑，它在多数台湾农民、商人群中享有程度不等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受益人，也是国民党推动政治稳定的受惠者。民间企业主有八成是本省人。1949年台湾农民约是23佃农；到了60年代初期，已有23农民自己拥有耕地。这些新地主社会地位和自尊大幅提升，产生荣誉感和责任心。结果之一是，他们以选民乃至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国民党掌控的地方选举。 然而，一般认为，如果允许出现活跃、自由的在野反对势力，农民、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逝。
有些党外政治领袖，如台北市前任市长高玉树等，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以党外身份在有限的地方政治与选举中参一脚。可是在60年代中期，高玉树等人很痛苦，因为他们觉得纵使他们有心合作，并没有得到外省人善意回应，也没有得到美方理解。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在蒋家父子所允许的有限度之参政体系内努力。华府并没有对台湾直接施加压力以放鬆此一限制，但是美方与台湾境内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
少数本省人开始在“政府”及国民党内受到重用，蒋经国拔擢台籍人士徐庆钟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徐氏回过头来提拔他一位台籍学生、农业专家李登辉。李登辉成为学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