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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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任秘密警察首长，别让他成为人民仇恨的目标”。
虽然吴国楨是宋美龄的亲信爱将，经国力促父亲把吴调职。吴国楨后来说他要辞职，可是蒋介石不准，却又间接威胁他。后来发生一次车祸，使吴国楨相信有人企图谋害他，在宋美龄协助下，他带著妻子匆匆前往美国。
翌年3月，流亡在美国的吴国楨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发表给蒋介石和“国民大会”的公开信，列举蒋经国种种不义行为。吴国楨指责蒋介石把绝大部分权力委託给经国，“他（吴）几乎无日不与秘密警察苦斗”。吴国楨又声称秘密警察一再阻挠他要在地方层级办自由选举的作为。他指称，在1952年12月地方选举之前，秘密警察以“流氓”罪名逮捕了398名台湾人。可是台湾人听不见吴国楨的指控，反而台北盛传吴国楨卷公款50万美元而逃。吴国楨事件对经国在台湾岛内印象毫无影响，在美国则起了重大反响，让大家更觉得他心狠手辣。
艾森豪在1953年1月接任美国总统，提名杜勒斯为国务卿，杜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森豪的第一要务是达成朝鲜半岛停火协议。艾森豪在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里，取消杜鲁门不让国民党当局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限制。蒋介石在摆脱羈绊之后，虽然口头上一再讲“反攻”，提出一连串不实际的计划，却没有向美方提出大反攻的认真方案。
中共部队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有15000人被俘，其中有人希望到台湾：北京不肯答应让他们送回台湾，使得停火谈判迟滞一年多，未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在1953年7月勉强同意不再坚持战俘遣返问题，有两个因素。第一是斯大林在3月5日去世，第二是艾森豪捎给北京一个讯息——如果朝鲜半岛战事不停止，他将批准动用核武器，并把战争扩张到中国大陆。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载明，蒋介石父子在这段期间曾公开或私下表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阻止韩战停火协议，他们仍反对美国动用核子弹对付中国部队或是打向中国。
事实上，艾森豪透过两个私人管道向北京示警，这两个管道一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另一则是蒋介石。
蒋介石毫无疑问，很高兴受邀传达警讯。我们也毫不怀疑，负责把美国消息传递给蒋介石当年黄埔军校同事周恩来的就是蒋经国，传话的中间站可能是香港。艾森豪预备动用核武器的威胁没吓到毛泽东，倒令莫斯科的新领导阶层大为紧张。苏联跟中国签署了军事同盟，美国若对中国进行核子攻击，势必酿成大灾难，苏联向中方明白表示，应该见好就收，可以宣佈在朝鲜打胜美帝，结束交战了。
战俘关在南韩巨济岛上一个大营房里。主管战俘营的美国人，加上国民党当局及南韩人员，威胁利诱，使尽各种招术，鼓励战俘投奔自由。历史学家富特（Rosemary Foot）对当时的状况做出强烈抨击，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战俘乃是旧日国民党军队，他们大多数自由选择被遣送到台湾乃是可信的。战俘营里，亲共和反共两派竞争，导致好几起暴动事故，甚至战俘营的美军指挥官还一度被亲共的战俘扣住。
蒋经国派出23名翻译官和55名“教官”到战俘营工作。毛泽东同意战俘可以在国际遣俘委员会面前选择是否到台湾，于是蒋经国派出更多政工人员，训练反共的战俘在面谈时如何“正确回答”，不久之后，台北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这些“反共义士”到台湾展开新生活，蒋经国兴奋得频频拭泪。这些“反共义士”有许多是国民党军队老兵，有一部分则还脱不掉军旅生活，这些人被编入蒋经国的特战突击队，奉派针对大陆做小规模的突袭，往往也就捐躯或又被逮捕。然而，这支衰疲之师大半成了国民党日后头痛的老兵，这批所谓“反共义士”日后成为一个极右政治团体。
美国方面，麦卡锡参议员和他追查政府机关涉嫌共谋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麦卡锡曾被指责，采用国民党当局情报机关提供的偽证——换言之，就是蒋经国手下的杰作。同一时期，《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摩斯（Wayne Morse）众议员及其他美国自由派人士揭发中国游说团的恶形恶状。蒋经国和他父亲认为，他应该设法在美国建立良好形象。蒋经国一位亲信助理奉命到美国探询，他若访美会受到怎样接待。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强烈支持邀请小蒋访问美国，希望借此机会，扩大蒋经国的“知识境界——其想法迄今仍以苏联的影响为大”。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称他是“支持威权派”。
1953年9月12日，蒋经国只带一名随员——翻译官兼秘书沉錡，出发前往美国。当天在台北机场送行者，有500名政府官员和高阶将领。美国外交官观察印象是，经国让人觉得“有点可怕”。旧金山、洛杉磯、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和纽约市的华侨，无不以盛大酒会欢迎他。有人注意到，他在酒会之后往往走到厨房和厨师聊聊谈谈。他本人也要求参观公立学校和工厂。9月29日，蒋经国到了白宫，拜会艾森豪总统。
1953年，蒋经国与艾森豪威尔
寒暄客套一过，艾森豪提起缅甸的问题。韩战已经结束，美国的盟国继续与中立国家缅甸境内一支搞毒品生意流亡的部队牵扯不清，越来越成为国际丑闻。蒋经国告诉艾森豪， 大约2000名国民党军队即将撤退到台湾。
10月1日，蒋经国到中央情报局拜会艾伦？杜勒斯。小蒋抱怨，中情局在台北进行的一些合作计划，某些部分内情连他都被蒙在鼓里，不得其详。他提议双方搜集到有关中国的全部资讯都应该充分交换，共同取得结论，并有协同一致的后续动作。杜勒斯原则接受他的建议，两人同意彼此在台湾的单位应就特定项目改善合作关系。杜勒斯并没有提起国民党在缅甸的游击部队的问题，蒋经国当然注意到这一点。
同一天，蒋经国到国务院去拜访另一位杜勒斯。客套话说完，国务卿就说，他“听到我们一些代表反映，将军的方法有点粗暴”。译员沉錡没有译这句话，双方一时陷入沉默。杜勒斯再次提起，他“听说将军在处理安全事务时有点粗暴”。他说，美国人处理颠覆问题时，并没有侵犯基本人权。他表示，希望将军能“斟酌国情，采纳这些方法”。沉錡把这段话翻译出来，经国低声訥訥应话。
蒋经国回到台北后，果然如美国人期望，不仅佩服美国的国力，还讚许它的开放社会。小事一样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胡佛水坝没有见到卫兵站岗，他告诉沉錡，由这一点就可以看到美国不简单。他也发现美国人比他想像中来得守纪律、肯勤奋工作——可不像好莱坞电影里头的美国人那样轻浮。但是他相信，台湾的情况和美国有别，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开放社会是台湾远程的目标。
他并不太介意有人批评他手段粗暴。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实际状况瞭解有限，再加上仰赖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的观点，扭曲了许多美国人对台湾的认识，在美国批评国民党的中国人，在中国人当中并没有“基础”，不能代表大众的观点。他访美回国后一年之内，台湾抓人事件其实比起1951年和1952年还更频繁，不过1954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枪毙人”。蒋经国也明白，尽管杜勒斯国务卿略有微词，美国给予台湾的军援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不论他的方法有多么“粗暴”，不仅会继续，还会增加。回到台北之后，他由宋美龄手中接管了与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的高阶层联络接触工作。中情局台北站长奉上级指示，应该比以前更重视与蒋经国发展密切关系。
虽然蒋经国让美国人印象改观，包括杜勒斯国务卿在内若干人士，对他仍颇有疑虑。小蒋访美两年之后，杜勒斯提到他，还称他是“反美派可能的领袖”。50年代对蒋经国不利的情报，发自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与行动部门对小蒋的评价大异其趣。分析部门的根据是并不欣赏小蒋的“许多国民党领袖”私下的评论。
1953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谴责台湾当局在缅甸的活动。台北、仰光和曼谷就撤退游击队事宜达成协议。民航公司把5583名国民党军队士兵、1040名眷属运到台湾。然而，这些撤退的士兵大多是老人或山地人，并非汉人。国民党军队多数官兵仍留下来，继续从事鸦片生意。即使经国有心，他恐怕也没办法要求所有的游击队撤退，但是他很可能指示李弥尽可能把有战斗力的士卒留在缅甸和泰国。经国晓得中央情报局也继续与泰缅边区国民党军队有联繫，虽然他和美方都不赞同鸦片生意，但他们都晓得这支孤军如何过活。
第十三章
家庭、朋友与敌人
1955年，蒋介石已经68岁，他对美国的保护有信心，经国又替他管事，他可以怡然自得地维持著令人敬畏的领导人形象，比起往常更发展出定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黎明即起，静思、运动，与夫人做完早祷之后，就吃稀饭、配酱菜，还喝一杯冷水，然后批阅经国呈送上来的公文。他每天的其他例行项目独自沉思、散步三次、读中国古书和新儒家文章、《荒漠甘泉》、认真写日记——都凸显出他已经不太管日常事务。50年代追随蒋经国工作的一位陆军将领说，即使刚到台湾不久这段期间，蒋介石已经活在“象牙塔”里，与外界隔绝。蒋介石做所有的“重大决定”，但是越来越仰赖儿子做他的左右手及耳目。
蒋经国也有一套定型的生活习惯。黎明起身，运动之后冲凉。副官在上午6点半就送来一大堆公文，黄色卷宗代表例行事务，红色卷宗则代表紧急事项。看完公文之后，他自己到厨房吃一顿跟他父亲一样简单的早餐。跟著他挑出一些公文去见父亲，每件公文他都做笔记和建议处理方式。
1954年美军顾问团派驻在总政战部的政治顾问巴博中校，在过去两年半里和经国时常接触。巴博报告说，经国在处理人事问题上铁面无私，不讲人情，也不考虑谁会受到伤害。可是在其他方面，经国的和蔼可亲、不傲慢自大，却让批评者失去敌意。“许多人在社交场合跟他初次见面后，对他先前的外貌、性格的观感全都改了”。
《美国新闻暨世界报导》週刊特派员马丁（Robert Martin）自从大陆时期就认识蒋经国，前来台北采访，跟他见过几次面，也两度私底下共餐。马丁对他佩服得不得了，这样一个拥有“赤裸裸大权”，被“政客”与部分将领仇恨的人，竟敢轻车简从，不带保鏢到处走动，进出餐厅，而且“不矫揉造作，简朴、客气”，没有“国民党高官身上常见的諂媚逢迎”。马丁印象最深刻的是经国具有“深入追根究底的精神；全然蔑视我们所称的民主权利，可又展现出在此间罕见的忠勤任事、专心致志精神；有一股内心发出的精神力量，驱策他每天上午6点半就起床，全速工作到半夜；而由于他只是个纯朴的人，也能够放轻鬆，享受一下”。
蒋经国夫妇与两个儿子玩耍嬉戏
不过马丁后来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讲话时，又补充一句：别忘了，“他是一个拥有极大权力的人”。50年代初期和中期到过经国家作客的访宾，都很惊讶他在长安东路的住所傢俱陈设朴素，看不出官宦人家的习气。除了一排电话以外，根本没有跡象显示这是岛上第二位最有权势者的住家。经国在家里招待外国访客时，通常换上中国式长衫，而且亲自端菜。美国学者、作家艾伦怀汀记得蒋经国在谈到自己学英语发生的糗事，或是儿子们穿著牛仔装满屋子乱跑嬉闹的故事时，黝黑的圆脸冒出笑容的模样，蒋经国爱看电影，喜欢玛丽莲梦露。晚饭后，蒋家人往往挤进吉普车跑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他们跟大家一样排队买票，然后在拥挤，甚至有时还有臭味的电影院里找位子坐下。
蒋经国一家合影。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右一）此时为陆军官校学生蒋经国与儿子孝勇合影蒋经国即使在家，也经常忙著公事，虽然和儿子玩在一起，在他们心目中，他是个严父。他对儿子期许很深，他们很怕达不到他的期许。孝勇记得小时候对父亲“敬畏得不得了”。孝文、孝武很聪明，据蒋家朋友说，“被宠坏了”。方良若是告诉经国他们怎么调皮、不听话，经国就会修理他们。经国希望儿子里至少有一人进军校。孝文遵从父亲的愿望，1955 年进入陆军官校。然而到了三年级，孝文声称受不了身为“总统”长孙在同学儕辈中受到的压力，希望退学。经国动用他在美国军方的关系，让孙立人的母校维吉尼亚军校接受孝文。可是尽管经过一番恶补，孝文的英文达不到美国的大学程度， 8个星期之后，他颓然退训。
蒋经国和美国人打交道时，相当倚重英文中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