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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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赶回溪口。他瞭解，把安全人员送到厦门，其实也是混淆中共地下人员对蒋意图研判的策略，另外也让陈诚争取时间，加强台湾防务，巩固国民党的掌控。
另一场欺敌戏则在上海演出。蒋介石发表好几场演讲，宣称上海将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国民党军队将坚决固守，奋斗到底，预料三年之内即可全面胜利。汤恩伯的部队及大批民伕、苦力砍尽大树，连高尔夫球场内的树木也不能倖免，构筑工事，沿著上海挖筑一条大壕沟，并削尖竹子竖立一道3米高的栅栏。美国总领事报告，“部队在屋顶设置阵地，在主要建筑物和街口佈置砂袋……显然预期会爆发激烈街头作战”。然而，美国外交官没有注意到，飞机、船舰正在把大部分汤恩伯部队运往台湾及舟山。蒋介石虽然经常命令岌岌可危的城市守军坚持到底，他却无意死守上海。但是他也不希望整个军队在这个时候一起奔向台湾。
5月5日，李宗仁送一封私函给杜鲁门，责怪蒋介石把中国断送给中共，要求美国支持他。华府很为难。经国批判李宗仁这封信“向外国人乞怜摇尾”。这时候，上海的工人如果够幸运，可以拿到产品当工资，挤上街头换取本身需要的宝物。数十万人挤满了黄浦江码头和城西的机场大厦。在这种紊乱局面下，令人担心共产党会大举渗透到台湾。经国手下政工人员忙著防堵安全漏洞，每个难民登上驶往台湾的机、船之前，都得出示政治部准予疏散的文件。
5月6日，蒋家父子登上一艘军舰，它在翌日清晨缓缓驶出蜿蜒迟滞的黄浦江。中共三野部队已经佔领大运河边的古城苏州，距上海只有80公里。但是蒋介石似乎依然不慌不忙，好整以暇。盯住这艘军舰行动的中共地下人员大惑不解：它没有开往台湾，反而停在舟山群岛。蒋介石在舟山镇静地检阅由上海撤下来的12万5千名部队。
5月15日，蒋介石指示经国飞回上海督导。经国抵达时，已可听到远处传来炮声。江湾挤满了附近县市拥进来的难民，轮船甲板挤满乘客，缓缓驶出港口。蒋经国与后卫部队指挥官开会，指示他们退出上海之前，不必做破坏动作。逮捕、公开处决黑市奸商和涉嫌或实际共产党地下人员的动作持续到最后，不过显然只有数十或数百人受到惩处，不再是成千人受惩处。
翌日，蒋经国飞到台湾西岸海峡中的澎湖，再转往福州，与福建省主席商量建防御碉堡事宜——这又是刻意混淆的动作，要让中共地下人员抓不住真正动向。回到台北，经国和陈诚讨论如何处理难民拥入。提供粮食、住处给数十万挤在两大港口的男女老幼，甚至士兵，就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每天约有5000名难民拥入。蒋经国也跟陈诚、彭孟缉检讨防务部署及内部安全准备。
彭孟缉1945年奉派到高雄担任要塞司令，因1947年镇压二二八事件有功，此后即主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他统辖的6万至8万名部队有粮有餉，因此较守纪律。然而，某些国务院官员认为他是“中国陆军中最彻头彻尾的无赖之一”。 这是台湾人所说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开端。陈诚已宣佈戒严，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和其他安全机关忙著清扫嫌犯，不论是共产党员或被认定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全在扫除之列。台湾大学学生读书会里不少人遭到逮捕、杀害。
蒋经国利用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替家人在长安东路18号租下房子。这栋房子和土地的共同主人是华南银行和第一商业银行。两家银行立刻表示愿意廉价让售，经国不肯。40年后经国故世，他跟方良从来未曾拥有过一份不动产。
夏功权5月22日在台北读到上海传来新闻，指出上海市危在旦夕，即将失守。他急忙赶到无线电通信室，拍发急电给仍在上海监督坦克车装船的蒋纬国。纬国反过来协助夏功权母亲及自己的太太上了最后一班船。经国告诉夏功权，虽然上海已被重重包围，他仍要回上海。5月25日，他们搭乘C47运输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距上海机场还有20分鐘航程，塔台紧张地报告，人民解放军部队已打到机场周边外围。夏功权把飞机转向南方，向蒋介石的座舰（当时在舟山附近）以无线电报告。夏奉指示，把飞机降落在定海。人民解放军就在这一天进入上海。
上海市“软性终结”（Soft Ending）。美国总领事馆官员预测蒋经国会乐意夷平上海，破坏全市公共设施、码头及其他基础建设。事实上他下达命令，尽量别去破坏。根据美国人接下来的报告，国民党军队飞机并未滥炸上海，而是集中轰炸市郊的机场及储油设施。同一位总领事评估经国下令退出上海后的一个月的经济情势，指出公共设施照常运作，大约还有40天的燃料油库存，基本粮食供应无缺。码头、工厂没有被破坏，上海联防厂甚至还有约六星期原棉供应量。
汤恩伯后卫部队撤退时，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并没有跟著逃走。他留下来而且把国民党在市内各组织的成员名单、档案交给中共，蒋经国三青团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旧部属名单通通曝光。吴绍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参事，显示他恐怕早已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蒋经国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父亲继续在舟山停逗留了好几天，汤恩伯部队则卖命的构筑工事，蒋介石到一座观音寺以及当地的著名的两座寺庙参拜，花很多时间沉思。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依然拼死一斗，迟滞人民解放军向舟山的对岸海边推进。诚如夏功权所说：“我们对蒋介石盲目的信服”。
蒋介石座舰悄府悄的驶入高雄港时，孙立人将军亲自迎接。6月25日，蒋介石父子飞往台北，参加一项重要的军事改组会议。蒋经国坚持，军中有些事必需立即改革，如今金钱粮餉（包括发放粮餉）必须全部集中管控，指挥官不再掌控属下部队的粮餉。然而军中更基本的改革还得等候一段时间。蒋介石搬进台北近郊草山（后改称阳明山）顶上的一栋房子，他的产权属于公营事业——台湾糖业公司所有。这座房子可以眺望美景，可是却有一个缺点——美国总领事拥有的週末度假别墅可以看到官邸的院子。蒋介石入主之后，中方安全人员立刻筑起一道高高的竹墙，阻住美国总领事的视线。美国人提出抱怨，但是毫无结果。
在国际政治前线上，有许多人提出警告，认为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地位构成强大威胁，应该保全台湾作为未来反共斗争中的主要盟友。毛泽东的言行使得这些人士更是振振有词。毛泽东不仅向米高扬强烈保证合作、团结的意思，4月4日公开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更在6月30日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再次鲜明的正式表态，共产党中国意欲与苏联结盟。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讲话后次日，他的重要副手刘少奇由北京前往莫斯科秘密会谈。刘少奇此次访苏，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局势上而言，都是一道里程碑。斯大林在和刘少奇会谈时，宣佈他的世界观有一项重大新发展——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要分工，这等于明白承认中、苏是平等伙伴关系。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世界革命的重心已从欧洲移到亚洲。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就是领导亚洲的反帝国主义革命。
斯大林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这场大战会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出致命打击。苏联需要尽可能争取时间增强实力，同时要设法让美国分心，并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针对这个目标，斯大林鼓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扩张活动范围，让中共在苏联大伞之下活动，可又不致于让苏联直接涉入。这个全球战略有一个关键的运作目标：共产党中国持续与西方国家孤立，并仇视美国。
胜利来得太快，使毛泽东、斯大林都亢奋、自信。可是冷战在欧洲呈现僵持对峙，核子对峙接踵而来，对美国及盟友的斗争焦点现在转到亚洲。在这个战场上苏联与中共结盟将发挥关键影响。可是刘少奇要求苏联直接提供海、空支援一解放台湾，斯大林予以拒绝。他说帝国主义者会利用苏联申援为藉口而发动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阵营还未做好大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斯大林只愿提供军事设备及顾问协助，包括协助中共建立现代化空军，苏联军事顾问旋即大批抵达中国，苏联米格机进驻上海附近的机场。
刘少奇和斯大林讨论中苏新伙伴关系。蒋介石也没闲著，他努力争取东亚地区反攻政府的支持。1949年7月11日，蒋介石父子飞到碧瑶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号召在东亚成立反共联盟。蒋悄悄的提到万一趋势需要，要把一部份国民党在台湾的黄金储备移往菲律宾。蒋介石父子旋即飞到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会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谈话，承认对当前败局他必须承担相当大责任，可是广州必须死守，他本人“愿意与广州共存亡”，可是他又不肯应众人要求，把国民党空军部队调回大陆，协助防守广州。
经国在这些行程中扮演父亲的私人助理。蒋介石在广州时，李宗仁以广东菜招待贵宾。李发现用餐时小蒋“忙进忙出”。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蒋经国检查每道菜的材料以及烹煮。李宗仁认为：“显然他猜疑我要毒害他父亲”。
八月七日，蒋介石父子到南韩会见支持反恐联盟之一的李承晚总统。稍后不久，吉里诺总统到华府访问，接下来他和李承晚总统都搁下这个提议。同样在八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外交白皮书，把国民党大败归咎于民心普遍不满，政府无能又贪瀆成风。
胡宗南率领的30万大军，此时仍在四川。8月24日，蒋氏父子飞往重庆视察胡宗南部队，逗留几近一个月。在如此危急关头，逗留如此之久，使人相信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他有心在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再度集结兵力，徐图再起。同一时期，白崇禧率部由湖南退守广东、广西。
到了11月，总数几近两百万的军、民撤退到台湾。尽管人口暴增30％，由600余万跃升为800万军民，美方预测会出大乱，陈诚和农复会却能增加农业生产，台湾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陈诚告诉美国官员，他订下收容难民的限额，暗示如果有机会，还有更多难民会拥入台湾。他也监督推行由农复会设计的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这项计划手段渐进，影响至为深远，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3年，无法有效推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纠葛，一再破坏国民党推动土地改革的努力。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改革别人的土地——反正土地大多属于台湾乡绅所有，而他们多数被视为亲日分子。台湾可耕地面积的21％属于日本人所有，国民政府没收过来，也可以把它们出售给贫农。
土地改革先于1949年8月推出强制大幅降租（译者按，三七五减租），它的成功立即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应。此后7年，陈诚陆续推出土地改革的其他项目，台湾农民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支撑基础。旧地主释出土地，拿回公债及政府接收日产成立的公营事业的股票，终于演化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阶级，政治稳定攸关到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
蒋经国在这些经济决策中没有任何角色，但是根据某些参与经济决策的人士透露，他经常列席一些讨论土地改革之类重大议题的会议，把会议情形汇报给蒋介石知悉。 1949年底，蒋经国亦与好几位台湾大地主会晤，促请他们在土地改革计划当中配合。其中一位大地主辜振甫，回想起当时蒋经国提醒他，辜家一向爱国不落人后，要求他协助劝说其他地主支持土地改革。 毫无疑问，蒋经国鼓励父亲，迅速、果断地推动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它远比小蒋当年在赣南能达成的成绩更为深远。
9月，蒋介石派孙立人为台湾卫戍司令，部分原因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孙立人统辖1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5个师（即青年军3个师，及52军的2个师）原先由美方训练及装备。然而，孙立人告诉美方，陈诚是区域军事长官，拒绝给予孙适当的支持及补给。因此他认为大陆方面入侵的胜算很大。他预测，中共可以发动1000艘民船，24 小时之内登陆20万兵力，而他所辖30万部众，只有6万人是战斗兵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站上紫禁城城楼，宣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第一排的人士，有中共第二梯队领导人，如邓小平、杨尚昆这两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译者按，邓只是短期进修）；以宋庆龄为首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