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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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顺章告密，说出“王作林”即恽代英。恽代英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登载着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劝降失败，恽代英被押往刑场，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枪决，年仅三十六岁！关于顾顺章叛变，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他在被捕前已准备叛变。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杜宁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写的那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内中提及中共中央获知顾顺章叛变之后，当即派人查抄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在他老婆房间内我们抄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致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顾顺章叛变之后，急于向国民党邀功。由于他无法带人追捕周恩来、瞿秋白，便设计侦查向忠发。虽说向忠发当时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也转移了住处，但是顾顺章仍下工夫追踪这位总书记。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果真，过了些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离沪）。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向忠发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顾顺章不满。尤其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柴夫：《中统头子徐恩曾》，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一九四一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在“中影任挂名常董”。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1

　　　　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待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那时接二连三地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二月七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此处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失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也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王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明明白白表露了出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卢福坦此人，知名度实在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致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他作为山东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于是他不仅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下子进入中共高层。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员。　　　　
　　　　王明跟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因为他早已选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过瞿秋白……于是博古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不过，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也未能得以进入中央委员之列。因博古的党内地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孚众望。王明的最后抉择是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便可担任总书记。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原始记录，有关当事人的谈话，透露了当年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　　　　
　　　　张闻天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时，提出新中央的名单，“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②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②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博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这么谈及他成为“负总责”的经过：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酒店开会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函，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就这样，在那不知名的酒店里的四人聚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移交——交给了博古，而不是交给“想当总书记的卢福坦”。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

　　　　张闻天后来的自述以及周恩来、博古后来的谈话，不仅说明了当时如何“婉拒”了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的要求，而且说明了从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直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才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这二十五年零三个月的漫长岁月，中共中央“无总书记”、“不设总书记”。当本书——《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初版本出版后，一九九三年第6期《上海党史研究》发表了吴景平对本书的书评《以文现史的佳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的成功尝试和若干不足之处》。吴景平在书评中对本书提出不同看法：中共是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