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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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白居易《卖炭翁》）
我身上不寒而栗，我的心在滴血，伴随着铁索桥的颤动而颤抖！
这时溪谷中阳光灿烂，凉风习习。前面早已下水的孩子们在缓流的溪水中游泳，相互追逐戏水，而我却赤着脚在清凉溪水边自己玩。
忽然有个比我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冲着我叫喊：“小瑜过来呀！这里的水不深，才到我肚脐眼。”我信以为真，高兴得脱掉衣裤慢慢地试着下水。
清澈的溪水给人一种清凉爽快的感觉，使我放松了警惕。竟然不由自主地想往溪中去，试想摸着石头过河。
突然，我的脚脖子患处又疼又痒，一种芒针乱扎的感觉。透过清清的溪水可以看到水中几条活泼可爱的小鱼在脚旁游来游去，并不停地向我的脚脖子处攻击，用它们的尖嘴和锋利的牙齿对患处叮咬撕扯。片刻，我的脚脖子患处的伤疤与溃疡物被他们一扫而光，刹时间露出了鲜红的新肉，鲜血浸染到水中，随着溪水向远方流去。可能是远处的鱼嗅到了人血的腥味，甚至较大的鱼和从未见过的鱼都鱼贯接尾而至――有红的、有黄的、还有黑白相间一道道的斑纹鱼，它们越聚越多，争先恐后地在我的两腿之间穿来穿去，抢吃“鱼饵”，好象这溪里的鱼从来没接触过人，没吃过人肉，也不怕人。顷刻之间，我被鱼群包围了，心中顿然产生紧张恐慌，急忙向下游孩子们多的地方连蹦带跳地逃去……“噗通”一声我跳进了深水里，水一下淹没了我的头顶！我在湍流中沉浮，脑袋一上一下地在水中攒动，一连呛了几口水。我恐惶，我着急，心想这下子要被溺死在水里，冲到东海见龙王去了。当时我两手乱抓，双脚乱蹬，拼命地在水中挣扎，可怜得连一根救命的稻草也没有，我掉进了深渊，陷入绝境，我将一命乌乎！
当人在陷入绝境，生命攸关到了垂死关头，是那么的害怕和恐慌，尽管平时有人豪言壮语，真是到了要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不愿死――常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双脚再对水底的沙石里猛地一蹬，身体又一次浮出水面，随着旋转的激流而浮动，突然被急流奇迹般地冲到浅水地方，我从水里钻出拼命地吐水深呼吸，不顾一切的从浅水滩里连滚带爬地上了岸。我狼狈不堪形如一只落汤鸡，光着屁股，双手抱膝，两眼发呆，上气不接下气像丢了魂的一副泥胎蹲在沙滩上……我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
这时那一帮大点的孩子们还在下处的溪水中狂欢戏水，在我遇难差一点要见阎王的时候，他们却只顾玩耍竟然没有一个看到我在落难，我气得朝他们狠狠地骂了一句：“真是一帮小混蛋！”转身回到我原先下水的地方，穿上衣服惊魂未定，颓丧地沿着原路朝着招待所的方向走回去。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我在台湾差一点被基隆七堵国的溪水给淹死，在以后居台的数月里，一直到1949年的9月，我们离开台湾的一段时间里，我再也不敢下水到溪里去洗澡。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着因祸得福的可能。在半个世纪前，当年因为我冒然下水去洗澡，差点送掉我的小命。然而正因为那次下水，才得以让溪中的小鱼将我脚上的溃疡物清理的一干二净，事后没过几天就结疤痊愈了。它比外科医生根治得还好还快还彻底。
宝岛台湾的高山雪水含有许多对人有益的矿物质，这种纯净的矿泉水汇成涓涓的溪流，加上助人为乐的小鱼若对患者进行“水疗”和“鱼疗”就可治好你的痔疮、疥疮，甚至梅毒等疾病。如果不相信，请君到台湾一试。
“火能烧死人，水能淹死人，但水的样子柔和，好像容易接近，因此容易上当。”（鲁迅《水性》）
直至后来，我们由台湾返回大陆的十年后。为害怕再殃及水祸，我就远离海洋，投奔到大西北，毅然而又无奈的遁入了一望无际，干涸少雨的戈壁沙漠。
实质上，更是为了活命和能够吃饱肚子。竟然怀揣户口形只影单，铤而走险地走西口――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孤苦伶仃地流浪大西北，涉足陕、甘、宁、蒙、青、新六省区。
像一根枯草，似一片秋叶被那狂飙的历史风暴无情地卷到凌霄又抛向那遥远荒芜的地方――我们可爱的祖国西北边陲。
历史造就人生，时代提供机遇。它使一个风华正茂，厄运横生的少年疾苦岁月稠。以至于后来有缘纵情地浪迹天山南北――自此一蹴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新疆这个美好的地方，一晃生活了四十年……
由于历史赐于的机遇，我由祖国东南部的宝岛台湾周折万里，流浪漂泊到西北浩瀚无垠的大漠戈壁。这可能是命运的注定，人生的归宿，也可能是命运对人生的戏弄，最后造就了我成为一个流浪――漂泊，漂泊――流浪大西北的小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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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惊魂未定 梦断台湾（四）
更新时间2007…11…18 15：42：00 字数：5056
第七节
台湾的六月，阳光灿烂，雨水充沛。鲜花怒放，草木茂盛。蝴蝶翩翩起舞，蜜蜂忙于在花丛中采蜜，大自然中一派勃勃的生机……
但是大自然的美好不能代表人间的和平盛世。反而人还会给自然带来破坏。
由于国民党在大陆的战事接连失利，局势在不断地恶化，江河日下，大势已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随之向南推进，屯兵长江北岸，积极准备渡江，解放全中国。
而国民党迫于形势，于1949年2月4日，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国民政府迁都广州。不久解放军渡江南下，1949年4月23日占领南京，并且又向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进军。于是国民政府又从广州迁都到台北。
历史不仅是严酷的，同时又是无情的。国民党丢掉政权，已经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地位，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时对于台湾的当权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能扛枪打仗，保卫台湾维护政权，守备海防、阻止解放军进攻台湾的青壮年士兵。而当时跑到台湾成千上万的前军人家眷――他们的妻儿老小，现已成为了当局的负担和累赘。从当时的财力、物力上来讲，解决难民的问题，已不是首当其冲的事情。尽管她们的亲人，当年在日军侵略中国，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候，许多爱国青年有的投笔从戎，有的弃农弃工弃商踊跃参军，怀着满腔热忱，抱着为国献身的精神，义无返顾地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九死一生，守护国家疆土，保卫中华民族功不可没！他们多半已战死沙场，白骨露于野，成了为国捐躯的鬼魂……有的人以至于在三年内战中，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效忠党国。
然而，那已是过去的事情，已成为历史。
现在，党国大敌当前，危难当头，一些人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何况台湾只有弹丸之地，达官贵人、军政要员以及必不可少的保护他们政权荣华富贵和爱妻娇子的几十万部队，已经是人满为患。
至于滞留在大陆的军人以及他们现已逃到台湾的妻儿老小，当局已无暇兼顾了。更何况这些眷属的亲人身陷大陆，是否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是当时无法断定的事情。
为了保险起见，既能甩掉包袱又能减少负担。于是当局做出一个一举两得、一箭双雕让神鬼都为之震惊的决定――将滞留在大陆人员的来台眷属，绝大部份遗回大陆。把这些难民再抛弃到彼岸，让其对手共产党去处理。
一天下午，在当局命令传达到基隆七堵国“校官佐军官招待所”的时候，难民们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乱作一窝蜂。人们起先还难以相信，后来为之震惊异常愤怒！肝胆俱裂，痛心疾首。哭声、喊声、叫骂声持续到当天夜晚，惊动了周围的老乡，他们还以为“招待所”里在集体哭灵……
这是什么世道？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怎么这么难！假如返回大陆，情况又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是飞娥投火自取灭亡呢？她们的亲人在大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返回大陆当地能否让她们安身呢？……对于这些问题她们实在是难以断定，只能听天由命！
就在台湾当局不让我们这些前军人家眷在此栖身的时候，我们家得到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
前十三军第六十三师师长欧孝全也到了台湾。当时任舟山群岛防卫部船舶指挥部指挥官（欧孝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人，黄埔军校前期毕业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抗战初期在河南南阳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第十三军军官大队任区队长、大队长，后任第四师十团团长。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在上海任三五三师师长。民国三十八年六月至三十九年五月（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任国民党舟山群岛防卫部船舶指挥部指挥官……）当时，他家也居住在台湾基隆。
次日清晨，母亲带着我在“军官招待所”的门前，搭上一辆汽车前往基隆市区拜会欧师长。
抗战初期，我父投身军旅，在南阳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四师师部任上尉军需时，就是欧孝全的部下。民国二十九年（1938年），欧孝全任第四师十团团长，我父调任该团少校军需供应班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时，部队开赴秦皇岛、山海关，驻守关外锦州。当时欧孝全任暂编六十三师师长，我父也由中校粮秣科长调升为六十三师上校军需处长。自抗战初期至1948年底，他们二人在那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一同戎马生活了十多年。可以说是同甘苦共患难，生死之交的战友和朋友。
只是在1948冬，当时我父在北平城内王府井大街路南口的欧美同学会前院（谷宅）十三军留守处留守。时值国民党北平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和谈成功前的一个夜晚，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十三军军长骆振韶、暂编六十三师师长欧孝全等人，在哈德门机场乘坐最后一架飞机逃走。不几天后，就宣布了北平和平起义。
一行人乘飞机飞到南京，随后欧孝全到上海新任三五三师师长。淞沪失陷后，又退守宁波，而后到达台湾。到台后再被启用，委任为舟山群岛防卫部船舶指挥部指挥官。
上午十点多钟，我们母子二人来到欧师长的住处。待大门卫兵通报后，不一会出来一个老保姆（五十多岁）把我们引进一幢坐北朝南的堂屋里。
欧师长已坐在客厅的八仙桌左侧在等我们。母亲坐下，我站在她的身旁。
欧师长是一位年过四十岁的职业军人。一双大眼，中上等身材，也同样是剃光了脑袋，比较精神，确有点委座“中正”的气派。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放着一张童床，上面躺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老保姆在精心地给他喂牛奶。不一会从里屋走出来一位不到三十岁衣着华丽的女子，看来是他的太太了。说明他到台湾后，又成了家室。
二人寒喧两句，我母亲就谈到这次前来的正题。说到由大陆到台湾近几个月来，情况如何的艰难。七堵国“校官佐招待所“的条件确有些过于的简陋。再过不久，当局还要把我们这些军人家眷遗返回舟山群岛。请欧师长将目前的困难和眷属们的要求向上级作以反映，给予妥善的安置。
欧师长在不住的点头，声称这些情况他也略知一、二。并表示对此状况深表同情。但从他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一些为难和推诿之词。后面他还讲到与我父共事多年的情谊，由衷地说道：“兴业为人忠厚，工作勤勉”。等等
但这些已是时过境迁的事情。
最后，在送我们走的时候他讲：“过几天，我让勤务兵给你们送两袋大米去。”以示他与我父旧日的交情。
母亲带上我跑了一趟基隆，看来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只是过了两天，欧师长果然派勤务兵开车到七堵国“招待所”给我们送来了两麻袋大米。至于请求帮助解决难民的问题，以后如同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当年在那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人们多是泥普萨过河，自身难保。
过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和几十家眷属一道被台湾当局给遗返回浙江舟山群岛――定海。而其他难民点的难民们不知道被遗返到了何处？
第八节
在我们母子二人，由基隆返回七堵国“招待所”的当天晚上。有几个女人正七手八脚的在忙活，她们在饭堂的一角扯上一根绳子，用旧床单拉起一幅布帐，不大一会一个新生的生命“呱呱”坠地。那是两个月前由大陆刚跑过来几家中的一个少妇，竟在这时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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