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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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８〕，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２〕 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７〕。
〔３〕 “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１２０页注〔４〕。
〔４〕 “作之师” 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５〕 金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６〕 彭允彝 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７〕 暗地里做总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８〕 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
碎话〔１〕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脑里想，在自己的宅子里说；或者和情人谈谈也不妨，横竖她总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没有第三者与闻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陆续发表出来，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称这些为“思想”或“公论”之类，却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变迁，原是反足以见学者文人们进步之神速的；况且文坛上本来就“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２〕，既不幸而为庸人，则给天才做一点牺牲，也正是应尽的义务。谁叫你不能研究或创作的呢？亦惟有活该吃苦而已矣！
然而，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从庸人一方面看起来，却不免觉得此说虽合乎理而反乎情；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也还是古之明训。所以虽然是庸人，总还想活几天，乐一点。无奈爱管闲事是他们吃苦的根苗，坐在家里好好的，却偏要出来寻导师，听公论了。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３〕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发见了一颗新彗星〔４〕，或者知道了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５〕之后，跳出来救国时，先觉者可是“杳如黄鹤”了，寻来寻去，也许会在戏园子里发见。你不要再菲薄那“小东人嗯嗯！哪，唉唉唉！”〔６〕罢：这是艺术。听说“人类不仅是理智的动物”，必须“种种方面有充分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学者之在戏园，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种种的美”。〔７〕“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那么，立刻看夜戏，去求种种的美去，怎么样？谁知道呢。也许学者已经出戏园，学说也跟着长进（俗称改变，非也）了。
叔本华先生以厌世名一时，近来中国的绅士们却独独赏识了他的《妇人论》〔８〕。的确，他的骂女人虽然还合绅士们的脾胃，但别的话却实在很有些和我们不相宜的。即如《读书和书籍》那一篇里，就说，“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底地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但是我们的学者文人们却正需要这样的战场——未经老练的青年的脑髓。
但也并非在这上面和别的强敌战斗，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义”之手批“公理”之颊——说得俗一点，自己打嘴巴。作了这样的战场者，怎么还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月来，不知怎的又有几个学者文人或批评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们在上月底才从娘胎钻出，毫不知道民国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师大学生一归她们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为例，说张胡子或李胡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学生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９〕。如果这样，北大学生确应该群起而将女师大扑灭，以免张胡或李胡援例，确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记得北大刚举行过二十七周年纪念，那建立的历史，是并非由章士钊将张胡或李胡将要率领的二百学生拖出，然后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这样的比附，简直是在青年的脑上打滚。夏间，则也可以称为“挑剔风潮”。但也许批评界有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如天才之在文坛一样的。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进》周刊第四十四期。
〔２〕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据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３〕 这些“名言”都是胡适说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没字碑歌》一诗中，歌颂“炸弹！炸弹！”和“干！干！干！”；但在五卅运动后，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中，又主张救国必先求学，企图使学生脱离爱国运动。
〔４〕 发见了一颗新彗星 这也是对胡适所说的话而发的。胡适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论国故学》一文中曾说过：“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二）
〔５〕 刘向（约前７７—前６）、刘歆（？—２３），父子二人都是汉代学者。这里说“刘歆并非刘向的儿子”，是讽刺当时一些毫无根据地乱下判断的考据家。
〔６〕 这是京剧《三娘教子》中老仆薛保的唱词。“小东人”指小主人薛倚。
〔７〕 这些都是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人类不仅仅是理智的动物，他们在体格方面就求康健强壮，在社会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种种的美。种种方面有充分的发达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８〕 《妇人论》 叔本华的一篇诬蔑妇女的文章。曾由张慰慈译为中文，题为《妇女论》，载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在译文前，还有徐志摩的介绍文《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９〕 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闲话》里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公理”的把戏〔１〕自从去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了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以来，于是而有该校长在太平湖饭店〔２〕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的事；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３〕，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有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出校，禁之补习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脚乱，急挂女子大学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复〔４〕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长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我敢特地声明：并不是全体！——本极以章杨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之无辜受戮，无端失学，而校务维持会〔５〕之组织，遂愈加严固。我先是该校的一个讲师，于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该会的一个委员，待到女师大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而章士钊尚且百端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的。当章氏势焰熏天时，我也曾环顾这首善之区，寻求所谓“公理”“道义”之类而不得；而现在突起之所谓“教育界名流”者，那时则鸦雀无声；甚且捧献肉麻透顶的呈文〔６〕，以歌颂功德。但这一点，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还是贪图分润金款之利〔７〕，抑或真以他为“公理”或“道义”等类的具象的化身？但是，从章氏逃走，女师大复校以后，所谓“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间接地从女子大学在撷英馆宴请“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学生家长”的席上找到了。
据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报》说，则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时在那个撷英番菜馆开会。请吃饭的，去吃饭的，在中国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与我相干，虽然也令我记起杨荫榆也爱在太平湖饭店请人吃饭的旧事。但使我留心的是，从这饭局里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８〕，从这会又变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从这会又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声势浩大，据说是“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云。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９〕，官僚名流，口吻如一，从局外人看来，不过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师大维持会员之一，又是女师大教员，人格所关，当然有抗议的权利。岂但抗议？“投虎”“割席”
，“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但也无须如此，只要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就尽够了。报上和函上有名单：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