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3-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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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２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
新报副刊》。
〔２〕 一个阔人 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１３１页注〔１１〕。
〔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４〕 开学校，废读经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１８９８）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５〕 “钦定四库全书”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作用；但这也是清政府文化统制的具体措施之一，凡被认为“违碍”的书，或遭“全毁”
、“抽毁”，或被加以窜改，使后来无可依据。
〔６〕 《琳琅秘室丛书》 清代胡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
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
〔７〕 《茅亭客话》 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是记录从五代到宋代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８〕 《三朝北盟汇编》 宋代徐梦莘编，共二百五十卷。书中汇辑从宋徽宗政和七年（１１１７）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间宋、金和战的史料。
〔９〕 《宋人说部丛书》 指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宋人说部书”
（都是笔记小说），夏敬观编校，共出二十余种。
〔１０〕 《野获编》 即《万历野获编》，明代沈德符著，三十卷，补遗四卷。记载明代开国至神宗万历间的典章制度和街谈巷语。
〔１１〕 《明季南北略》 指《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清代计六奇编。《北略》二十四卷，记载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至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间事；《南略》十八卷，与《北略》相衔接，记至清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南明永历帝被害止。
〔１２〕 《明季稗史汇编》 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各书所记都是明末的遗事。有都城留云居排印本。
〔１３〕 《痛史》 乐天居士编，共三集。辛亥革命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汇印，收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
〔１４〕 Ｌｅ Ｂｏｎ 勒朋（１８４１—１９３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在《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一书中说：“欲了解种族之真义必将之同时伸长于过去与将来，死者较之生者是无限的更众多，也是较之他们更强有力。”（张公表译，商务印书馆版）参看《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１５〕 关于美国禁讲进化论，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十七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再疏解奁义》中说：“田芮西州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尊崇耶教较笃者也。曾于州宪订明。凡学校教科书。理与圣经相牾。应行禁制。州有市曰堞塘Ｄａｙｔｏｎ。其小学校中。有教员曰师科布Ｊｏｈ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ｏｐｅｓ。以进化论授于徒。州政府大怒。谓其既违教义。复触宪纲。因名捕师氏。下法官按问其罪。”后来因“念其文士。罚锾百元”。进化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１８０９—１８８２）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它揭示了生物的起源、变异和发展的规律，对近代生物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１６〕 《笑林广记》 明代冯梦龙编有《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关于金老鼠的笑话，见该书卷一（亦见《广笑府》卷二）。
〔１７〕 民元革命 即辛亥革命。Ｓ城，指绍兴；都督，指王金发。
参看《朝花夕拾。范爱农》及其有关注。王金发曾领导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号称万人，故作者戏称他“出身绿林大学”。
〔１８〕 “自求多福” 语见《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意思是只要顺天命而行，则福禄自来。
〔１９〕 “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参看本卷第１１０页注〔２９〕。
〔２０〕 “不为戎首” 语出《礼记。檀弓》：“毋为戎首，不亦善乎？”据汉代郑玄注：“为兵主来攻伐曰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语见《庄子。刻意》：“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２１〕 “锲而不舍” 语见《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雕刻的意思。
〔２２〕 宁馨儿 晋宋时代俗语。《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宁馨儿是“这样的孩子”的意思。宁，这样；馨，语助词。
并非闲话（三）〔１〕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不纯洁”的。〔２〕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
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３〕；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简直不是胎，是狸猫充太子〔４〕。所以一写完，便完事，管他妈的，书贾怎么偷，文士怎么说，都不再来提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所相信的人愿意看，称赞好，我终于是欢喜的。后来也集印了，为的是还想卖几文钱，老实说。
那么，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故意耍些油腔滑调。被挤着，还能嬉皮笑脸，游戏三昧〔５〕么？倘能，那简直是神仙了。
我并没有在吕纯阳〔６〕祖师门下投诚过。
但写出以后，却也不很爱惜羽毛，有所谓“敝帚自珍”的意思，因为，已经说过，其时已经是“便完事，管他妈的”了。
谁有心肠来管这些无聊的后事呢？所以虽然有什么选家在那里放出他那伟大的眼光，选印我的作品，我也照例给他一个不管。其实，要管也无从管起的。我曾经替人代理过一回收版税的译本，打听得卖完之后，向书店去要钱，回信却道，旧经理人已经辞职回家了，你向他要去罢；我们可是不知道。这书店在上海，我怎能趁了火车去向他坐索，或者打官司？但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二是他们每要发几句伟论，例如什么主义咧，什么意思咧之类，〔７〕大抵是我自己倒觉得并不这样的事。自然，批评是“精神底冒险”，批评家的精神总比作者会先一步的，但在他们的所谓死尸上，我却分明听到心搏，这真是到死也说不到一块儿，此外，倒也没有什么大怨气了。
这虽然似乎是东方文明式的大度，但其实倒怕是因为我不靠卖文营生。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翻译呢，听说是自己不能创作而嫉妒别人去创作的坏心肠人所提倡的，将来文坛一进步，当然更要一文不值。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果糖。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我实在不很擅长于先装鬼脸去吓书坊老板，然后和他接洽。我想，中国最不值钱的是工人的体力了，其次是咱们的所谓文章，只有伶俐最值钱。
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８〕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９〕，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１０〕的待定稿，藏之名山〔１１〕。
而马克思的《资本论》〔１２〕，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１３〕等，都不是啜末加〔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