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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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有萝卜的味道。

　　我们刚进入那间昏暗且一无所有的房间，卡林就把前门锁上，拉上那代替窗帘的破布。跟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们坏消息。他的兄弟图尔没法送我们去白沙瓦。上个星期，他那卡车的发动机坏了，图尔还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这事情，为什么还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阵急遽的动作。随后有个模糊的身影穿过房间，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墙上，爸爸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爸爸愤怒地说，“因为他要赚这一程的车费，他只在乎这个。”卡林发出哽咽的声音，唾液从嘴角流出来。

　　“把他放下来，老爷，你会杀了他的。”有个乘客说。

　　“我正要这么做。”爸爸说。这个屋子里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并非在开玩笑。卡林脸色涨红，双脚乱踢。爸爸仍掐着他，直到那个年轻的妈妈，被俄国兵看中那个，求他放手。

　　爸爸终于放手，卡林瘫倒在地板上，翻滚喘气，房间安静下来。不到两个钟头之前，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愿吃一颗子弹。而如今，若非同一个女人的求情，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汉子掐死。

　　隔壁传来一阵敲打的声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么？”有人问。

　　“其他人，”卡林呼吸艰难地喘息着，“在地下室。”

　　“他们等多久了？”爸爸说，眼睛盯着卡林。

　　“两个星期。”

　　“我记得你说过那辆卡车是上星期坏的。”

　　卡林揉揉脖子，“应该是再上一个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么？”

　　“要过多久零件才会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缩，但哑口无言。我很高兴身边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杀气腾腾的凶相。

　　卡林打开门，门后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楼梯，一股像霉菌的潮湿臭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个个下去，楼梯被爸爸压得吱嘎作响。站在寒冷的地下室里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双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我看见房间到处有人蜷缩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地下室的人窃窃私语，除此之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滴水的声音，还有刮擦声。

　　爸爸在我身后叹了口气，把行李包扔下。

　　卡林告诉我们，应该再过几天，卡车就可以修好了。那时我们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来那个星期，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家；到了第三晚，我发现了刮擦声的来源：老鼠。

　　待得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数出地下室里面约莫有三十个难民。我们肩挨着肩，倚墙而坐，吃着饼干、面包，配以椰枣和苹果。第一天夜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祷告，当中有个问爸爸为什么不加入；“真主会拯救我们所有人，你怎么不向他祷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声，伸伸他的双腿。“能够救我们的是八个气缸和一个好的化油器。”这句话让其他人说不出话来，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里稍晚的时候，我发现卡莫和他父亲藏身在我们这群人之间。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里面，距我只有数尺之遥，这太让我吃惊了。但当他和他的父亲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卡莫的脸，真的看见了……

　　他枯萎了——显然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这个。他双眼空洞地看着我，丝毫没有认出我。他耷拉着肩膀，脸颊凹陷，似乎已经厌倦了附在下面的骨头上。他的父亲在喀布尔有座电影院，正在跟爸爸诉苦，三个月前，他的妻子在庙里，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毙命。然后他跟爸爸说起卡莫，我零星听到一点：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你知道，他那么俊美……他们有四个人……他试图反抗……真主……血从那儿流下来……他的裤子……不再说话……目光痴呆……

　　我们在地下室与老鼠做伴一个星期之后，卡林说没有卡车了，卡车没法修。

　　“还有另外的选择，”卡林说，在一片哀叹之中，他提高了声音。他的堂兄有辆油罐车，曾经用它偷运过几次旅客。他就在这里，在贾拉拉巴特，也许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

　　除了一对老年夫妻，其他人都决定上路。

　　那晚我们离开，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兹，一个方脸秃顶的汉子，帮助我们进入油罐。汽车发动了，停在那里，我们挨个爬上油罐车的后踏板，爬上后面那条梯子，滑进油罐。我记得爸爸爬到一半，从梯子一跃而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他把盒子清空，从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亲吻泥土，把它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胸前的口袋，贴着他的心。

　　惊惶。

　　你张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连腭骨都咯咯作响。你下令自己的肺吸进空气，如今，你需要空气，现在就需要。但是你肺里的气道不听使唤，它们坍塌，收紧，压缩，突然之间，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闭上，嘴唇抿紧，你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阵窒息的咳嗽。你双手抽搐，晃动。身体里似乎某个地方有座水坝决堤，冰冷的汗水汹涌而出，浸湿你的身体。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声来。可是你必须吸气才能哭喊。

　　惊惶。

　　地下室已经够暗了，油罐更是不见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挥动，可是什么也见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见五指。空气不对劲，它太厚重了，几乎是固态的。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气捏成碎片，把它们塞进我的气管。还有汽油的味道，油气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开我的眼皮，拿个柠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让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会死在这样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来了，来了，来了……

　　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爸爸卷起我的衣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光芒！爸爸送的手表。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我害怕会失去它们，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我听到呻吟声，还有祷告声。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母亲在低声安抚。有人作呕，有人咒骂俄国佬。卡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

　　“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边说，“快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椹树。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我拉着线，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我们默默无声，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第十一章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