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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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同年11月，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四、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十年建设的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196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调整的重点由“大下”转入“提高”上，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填平补齐、努力配套，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会议对三年之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进一步展开而获得成效。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调整工作进展顺利，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4年全面好转。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于1965年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有所提高；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还清了外债，对外贸易有所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
实践证明，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方针从客观上纠正了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是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这个方针符合经济规律，在贯彻执行中使党加深了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6年9月到1966年4月的十年中，党领导的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十年中，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比1956年增长809％。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15497亿元，比1956年增长三倍。国家财政收入5416亿元，收支相抵，节余171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586亿元，比1956年增长708％。1966年钢产量1532万吨，比1956年增长24倍；成品钢材1035万吨，增长23倍；原煤252亿吨，增长13倍；发电量825亿度，增长39倍。汽车、拖拉机、化肥、塑料、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都有很大增长。1966年粮食产量达到2140亿公斤，比1956年增长11％；棉花231亿公斤，增长617％。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一定提高。1966年底，全国拥有大中型拖拉机72599台，比1956年增长54倍。农业机电排灌事业也有很大发展，1966年同1956年相比，排灌动力机械增长了20多倍，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从1965年起我国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填补了我国电子、化工工业的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广大内地和边疆的各省、自治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内地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有了明显的提高。铁路通车里程增加了近万公里。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
第二，十年中，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人才。高等学校毕业生139万，为前7年的49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211万，为前7年的23倍。1957年到1966年，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由130多万人增加到240多万人。在这十年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资源勘探，矿山开采，工农业生产，医疗技术以及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提高。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牛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合成，原子弹爆炸成功等，都证明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第三，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级，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搞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十年建设的重大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取得的。这些成就，奠定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必须看到，在这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明显的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者不但存在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相互渗透和交织，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而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虽然它本身还不成熟，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发展，并且被错误趋向的发展所压倒。但真理终究不可能被摧毁，它的相当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仍取得一定成绩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成为新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讲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
经过几年国民经济的调整，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都比较迅速，社会生活比较稳定。从1966年开始执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人们满怀信心地积极工作，努力生产。虽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但对全局没有产生太大的震动。但是，就在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好的时候，人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却突然降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全国大动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是一篇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批判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我国著名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他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写这个剧本的。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把1960年写的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因而文章发表后，在舆论界引起了各种猜测和议论，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姚文的观点。由于姚文蛮横无理，明显违背中央文艺工作的方针，加上人们又不知道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背景，所以当时除华东各省报纸迅速转载外，十多天内北京和其它省市报纸均未转载。中央书记处对姚文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后，北京各报刊才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引起了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不满。由此，更加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2月，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中肯定并表扬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又认为姚的文章没有击中要害，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谈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到1966年初，对海剧的批判就发展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
为了解决学术批判中的不正常情况， 1966年2月3日， 彭真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在北京召集小组开会， 拟定了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 是试图从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 方针、 要求等方面， 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中。 这个提纲， 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同意， 也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 于2月12日， 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 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 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 的所谓 “要害” 的文章。
江青等人对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抵制感到焦虑和不满，便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没有参加会议的张春桥等人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4月10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