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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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不是女人，而是一部载重汽车。　
　　车上的售票员一个劲儿地催促：“快上，快上。”还哧哧地按着关门的按钮，车门眼看就要关上了。　
　　售票员又嚷嚷了：“上不来了，等下一辆吧。”　
　　那女人越是着急，越是迈不上车门上的台阶。贺家彬只好上去托了托她的肩肘，帮她挤上了汽车。好家伙，这部载重汽车的自重量就够意思。　
　　那女人卸下肩上的旅行袋，“咣”的一声撞在贺家彬身上，把他手里的那瓶橘子汁打落。还好，瓶子没碎。　
　　那女人转过一张汗涔涔的、关东大汉样的红紫脸膛，痴呆地咧着厚厚的嘴唇。莫非她不会说话？　司机踩了一下油门儿，汽车像发泄不满似的哼了一声，终于启动了。　
　　突然，一个小青年，带着浓重的鼻音嚷嚷起来：“你他妈不老老实实地站着，拱什么拱？　”　
　　“你踢了我的暖瓶啦。”原来那女人会说话，一嘴的东北口音。　
　　“你不会说话？　拿屁股拱人干什么？　”　
　　“你往那边站站不行吗？　”　
　　“我乐意站这儿。瞧你那德行，怎么长的。”　
　　“你怎么长的！　”　
　　“我怎么长的问你妈！　你别狂，还想来两句听听怎么着？　再说几句可叫你晚上睡不着。”　
　　车里有人像喝彩似的哄笑起来。　
　　“流氓！　”　
　　“谁流氓？　你不流氓拿屁股往人身上蹭？　老不要脸的。”　
　　贺家彬只觉得一股怒气往头顶上冲，他实在忍不住了：“喂，小伙子，说话文明点，别欺侮人家外地人好不好？　”　
　　包在两个大鬓脚里的那张未老先衰的脸，向贺家彬逼近过来：“一边儿呆着去，没你的事，咋呼什么。”　
　　“你不觉得害臊吗，亏了你还是个男子汉，这样对待妇女。”　
　　对方开始捋袖子了：“你想怎么着？　”大拇哥朝车下一指，“走，咱们下去练练。”　

　　贺家彬说：“那不太抬举你了吗。”　
　　车上有人开始不满地议论起来。　
　　“太不讲理了。”　
　　“真给首都的人丢脸。”　
　　“问问他是哪个单位的。”　
　　那小青年一躬腰，拉出拳击手的架式，龇出一嘴像海豹一样的牙齿：“干什么？　都想试巴试巴是不是？　”　
　　其实他那像是在大烟灯旁边耗干了精气神儿的坯子，就连贺家彬这样的儒生，也能掐住他的脖子。　
　　有人出来调解了，“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得了。”拽着那小子的胳膊往车厢的另一头走去，他也就聪明地就坡下驴了。　
　　这时，那女人倒又来了劲：“让大伙瞧瞧，啊，这就是北京人哪，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每说一句，还“叭叭”地拍两下巴掌。　
　　人人都开始厌烦地咂着嘴。　
　　贺家彬觉得也许自己管得多余。现在人们变得那么容易动肝火，好像人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气，没准让他们痛痛快快吵上一架反而更好？　几乎是同一个场景的重复。屋子里，有儿子刚刚呕吐过的酸腐味道，地板上排列着水盆、便盆，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甚至还有饭锅。桌子看得出许久没擦了，上面凌乱地放着装药的纸包和瓶子，还有大大小小，花色、式样不一的杯子，像万群的生活一样，永远配不成套。方文煊认出，挂在窗上的花布窗帘，是万群年轻时穿过的一条花裙改制的，那花布已经褪了颜色，就像眼前的她：疲惫、憔悴。她的生活依然过得杂乱无章。她应该有人疼、有人照顾。　
　　可她一直没有结婚，难道她心里还藏着他？　有个小小的火花在方文煊的心里跳了一下。哦，如果是这样……但愿……不，不应该这样。应该彻底地忘掉。他自私吗？　喏，床上，儿子，睁着一双眼睛，漠然地望着窗外的一片蓝天。　
　　那是万群的眼睛，太过的俏丽，好像不该长在一个男孩子的脸上。　
　　孩子是不会装病的，他的体力一定消耗太多，不然不会像个老和尚一样，没有一点欲念地躺在床上，不论他们说什么，他都充耳不闻。　
　　当他包在二尺多长的布包里的时候，方文煊抱过他。到现在，方文煊的胸口好像还能感到第一次抱他时，那种软软的、温暖的、像抱着一只小猫或小狗的感觉。而他从来没有拥抱过万群。　
　　万群坐在靠近床边的木椅上，那张椅子吱吱嘎嘎、摇摇晃晃。　
　　她的双手无力地放在膝头上。那双手，甚至比在干校时还瘦，一条条青筋突现在手背上。方文煊从她那木然的、疲惫的脸上，猜不出她对他的到来作何感想。　
　　真的，他为什么要来看她呢？　当然，儿子病了，她在困难之中。　
　　可这里面有没有借口的成分呢？　刚才他心头闪过什么？　但愿如此，或不该如此？　“接他出院的时候，怎么不打个电话给我，我那里有车。”　
　　不，早已没有当年在那阴冷、潮湿的小厨房里的感动和崇敬了，那感觉已被怜悯和冷漠所代替。眼前的方文煊不再使万群觉得强大，相反，他比她软弱。就算她给他打电话，他敢用自己的汽车，接她的儿子出医院吗？　不怕司机到处去说吗？　但心里为什么还有一股永远无法了结的怨恨呢？　欺骗自己并不容易。没有爱也就没有恨。再没有比情感更难理清的东西了。因不知掉人陷阱是倒霉，看见陷阱还往前走是不幸。万群知道她应该不带任何感情地和方文煊讲话，但，她由得了自己吗？　生硬和冰冷后面，是浓烈的怨艾。然而万群说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话：“用不着，有出租汽车。”　
　　“你抱不动他。”难得他说出这样痛惜人的话。　
　　“那出租汽车的司机很好，他帮我。”mpanel（1）；　
　　人不可以貌相，万群想起那出租汽车上的小司机。当她背上背着儿子，左手拎着暖水瓶，右肩挎着一个鼓鼓囊囊、装着乱七八糟日用杂物的帆布书包从住院处出来的时候，他正坐在小车里，用一把小刀剔着手指甲缝里的黑泥，悠闲地哼着邓丽君唱的流行歌曲：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又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烟云在我耳旁绕，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又想……　
　　偶然一抬头，看见了万群，他立刻从驾驶室跑出来接她，大背头一甩一甩的。他说：“哟，师傅，我不知道就您自个儿，您该招呼我一声。”　
　　满嘴地道的北京土话，好像嘴里长的不是一根长长的舌头，而是个滴溜溜转的圆球。　
　　天很热，小司机还是给他们母子把车窗摇上，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别管什么病人，一律是不该着风的。　
　　万群搂着儿子坐在后座上，只能看见小司机油光可鉴的后脑勺和衬衣上挺挺的硬领。　
　　比起小司机的那套行头，万群的一切都显得寒酸。帆布书包的背带已经脱线，边角也已磨损。铁壳暖水瓶还是在干校的时候买的，铁壳上不但锈迹斑斑，有些地方早已在那间阴冷潮湿的小屋里锈蚀成空洞。万群自己则是披头散发，身上不但没有眼下一般女孩子的香水味几，还散发着一股汗酸味儿。儿子呢，一件棉织的海魂衫裹着他瘦骨嶙峋的小身子，一副发育不全、营养不良的样子。这是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以来，第二次坐小汽车。但前一次他因为处在昏迷状态，什么也不知道，这次他目不暇接地向车外张望，摸摸车门上的各个手柄，抠抠安在前排座位背后的烟灰盒……　
　　情不自禁地用衰弱的声音小声地念起小时念过的儿歌：“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着毛主席。”　
　　果然响起了两下喇叭：“嘀嘀——”然后小司机头也不回地说：“我绕个远道吧，不多算您的钱，啊？　”　
　　万群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后来才明白：“好啊，好啊，不过钱我一定照付。”　
　　小司机从鼻子里嗤出一声老气横秋的笑。心里想：“傻冒儿。”　
　　儿子问：“咱们的车怎么这么矮啊？　”　
　　小司机说：“因为你太沉了，把车轱辘压进车肚子里去啦。”　
　　儿子想了想：“不对，您骗我。”　
　　“这就对了，不能听人家瞎掰什么就是什么。”　
　　万群从小司机那没话找话的饶舌里，感到了他想为他们母子二人做些什么的好意。　
　　到了家，小司机把大拇哥往胸前一摆，说：“师傅，您瞧我的，气儿都不带喘的。”一口气把儿子背上三楼。　
　　等万群把儿子在床上安顿好，下来付车费的时候，他又在唱了：你的一封情书叫我看了脸红心又跳，你的坦白热情叫我不知应该怎么好，你的柔情蜜意好像烟云在我耳旁绕，你已经叫我为你朝思夜又想……　
　　万群感激他：“司机同志，谢谢你。”　
　　他不大情愿地直起身子：“嗨，您说哪儿去了。下次您用车再找我，我叫高占和。”　
　　万群一直站在楼门口看他倒车。他呢，刚才的事竟像全没发生过，“呼”的一下远去了。　
　　也许不应该拿小司机和方文煊相比。小司机是普通人，是把自己的一切欲念，一切光明和庸俗的角落都掀给人看的普通人。　
　　他离万群更近。　
　　方文煊看到，万群那耸着的肩膀低落下来，有一口气悠悠地从嘴里叹出，眯着的眼睛睁开了。她问儿子：“想吃点什么，晚上妈妈给你做。”　
　　儿子转过眼睛，盯着万群看了很久。万群知道，如果方文煊不在，他会搂着她的脖子，在她的脸颊上亲一下。男孩子一到了略知人事的年龄，便觉得自己成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男子汉是不可以当着别人亲自己妈妈的。他只小声地说：“酱瓜。”　
　　万群觉得鼻子发酸。　
　　万群几乎恳求：“还可以有别的。”她巴不得他能够提出一个可以使她倾家荡产的要求。　
　　方文煊走过来，终于抓到一个可以尽点心意的机会：“要什么，我去买。”　
　　儿子几乎是气恼也许还有点自尊地说：“就是稀饭和酱瓜。”　
　　儿童常有一种小动物般的直觉，他们会本能地区别危险或安全，真实或虚伪，朋友或路人。　
　　他隐约地觉得妈妈比平日烦恼和不安，她在他眼里，忽然变成一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　
　　他想，那男人为什么不走呢？　他使妈妈不快活。于是他说：“妈妈，您煮粥吧，我现在就想吃。”　
　　“哦，好的。”万群忙从门后拉出米口袋，又从地上拿起钢精锅。　
　　打开锅盖一看，里面还有剩面条。看样子那面条就好吃不了，什么颜色也没有，好像连酱油都没放。现在又不是买不到东西嘛。方文煊想，要是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他会替她好好安排一下。一时他竟呆在那里，想象着在那种生活里，万群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他需要一个人，而不是那个朝夕监视着他的、像出卖过耶稣的犹大一样的妻子。然而他抗争得过这个社会的习俗吗？　人们会大惊小怪：离婚干什么？　有个女人不就得了，何况，从实质内容来说，这个女人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人们还会打出调解的牌子劝阻他；拿出组织纪律、党纪国法警告他；拿身败名裂的后果吓唬他；拿“你到底是要政治还是要爱情”的问题逼他回答。说穿了，那句话无非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是要当官儿，还是要爱情？　”好像爱情这东西，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或是托洛斯基的纲领，即或不是资产阶级或托洛斯基的纲领，至少也是政府官员绝对不应有的、一种和吸大麻叶差不多的恶习。最后，所有的同志、朋友还会抛弃他……　
　　以方文煊的头脑他应该清楚，这一切冠冕堂皇的道理，不过是为维护封建道德而涂上的一层共产主义道德的油漆。马克思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境地，连它要消灭的东西，都企图拿它来保护自己。　
　　而方文煊恰恰不清楚这一点。就像贺家彬对万群常说的那样：“别看那些局长，坐着汽车，出出进进，好像忙得不亦乐乎，其实他们清楚的时候不多，糊涂的时候不少。”　
　　因此，方文煊时时陷落在不能自拔的痛苦里。他常常羡慕那些喝两盅烧酒便可以闷头大睡，或是甩两把扑克便能忘形地钻桌子、刮鼻子的人。到什么时候，他做人才能做得那么轻松和那么随便呢？　万群嗅了嗅锅里的剩面条，立刻皱起了眉：“馊了。”她趿着鞋，叭哒、叭哒地走到厕所里倒掉了。　
　　好像屋子里没有方文煊这个人。他难道已经多余到了这种地步？　如果这便是一种惩罚，方文煊原也应该接受。祥林嫂捐门槛任千人踩、万人踏以求来生，方文煊愿意献出淌血的心，以求赎罪。　
　　他跟着万群走进厨房。　
　　看着万群拧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锅子，又看着她在锅里淘米。这一切声音和动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