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文学奖提名 张一弓远去的驿站-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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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桃正叫得邪乎，山崩地裂一声响，屋门从门墩上倒下来，“扑嗵嗵”跳进来几个大汉子 ，为首的用枪指着刘拐子说：“弄吧，弄吧，弄完了，跟我上联保处一趟。”
刘拐子照旧压着大白桃一动不动，只是翻眼一看，“哦，是孙队长，你请坐！天大的事， 叫我弄完了再说……”说着，一拳砸翻了油灯，手伸到枕头底下拿枪。
手电“唰”地亮了。
孙队长按着他的手，把枪夺过来，说：“不急，不急，你接着弄吧，我等着你哩！”
大白桃大哭说：“姓孙的，我也没少侍候过你，你好狠的心！”
刘拐子说：“孙队长，为一个女人，值不得这样！”
孙队长说：“是区长有要事请你，只不过叫我撞上了。”
刘拐子和大白桃正要穿衣，却被几双手按在床上。
孙队长说：“不用穿了。听说你那个家伙比别人的家伙大一号，她那两个‘大白桃’也是全 世界数得着的，也叫大家见识见识！”就用一根绳子拴了两个“光肚蚂蚱”，押送区政府去 了。
接着，李紫东区长在坡底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撤销刘拐子的保长职务，同时任命我姨父当了 保长。
贺爷夸奖儿子：“没想到，你把刘拐子打倒在一个女人身上！”
姨父说：“这是朋友们的主意，有点儿不讲卫生！”
“你们闹革命就不能戴上白手套！”贺爷说，“坡底这几百户人家，还有保安队百十杆枪都 交给你了。眼下正在闹饥荒，眼看要饿死人了。你说要发动民众抗日，总不能叫民众拿着逃 荒要饭的打狗棍去打鬼子！我还要看看，你娃子咋当这个‘泥水匠’？”
新上任的保长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由自己兼任保安队长，把一百多杆枪抓到自己手 里；第二把火，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了保文书、会计、保安队员和各甲甲长； 第三把火就烧到了父亲头上，“爹，请你捐十石粮食赈灾，我这就去关爷庙召开富户认捐会 ，请爹去会上带个头。”
在富户认捐会上，姨父点了父亲的名字，说：“贺雨顺先生捐粮十石！”贺爷一瞪眼，说： “保长阁下，我啥时候答应了十石粮食？”姨父大惊。有人正要起哄，贺爷说：“别乱！我 家的粮食是他二伯经管着的，刚才我跟他二伯清了仓底儿，要再加上两石，捐粮十二石，六 千斤！”围观的饥民都流着眼泪鼓掌。富裕户主都傻了眼，又不得不看贺爷的眼色行事，一 个个硬着头皮，举手认捐，一下子捐出了三万多斤粮食。只有“回春堂”掌柜自恃是外村“ 张大户”在坡底街开的药铺，捧着水烟袋一声不吭。姨父没有理他，只说了一声：“散会！ ”
回春堂掌柜离开了会场，忽地看见数百名饥民已经把“回春堂”团团围住，却并不吵嚷，只 是像饿狼一样定定地瞅他，瞅得他心里发毛，却又进不了家门，就慌慌张张撵上我姨父说： “我认捐，我认捐，我捐两石粮食！”姨父好像没有听见，照旧自顾自地走着。他跟在背后 颠儿颠儿跑着说：“贺保长，我再添五斗！”姨父仍不理他。他就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中 ，我不过了，我捐三石！”姨父停下脚步，向灾民们宣布：“回春堂捐粮四石！”回 春堂掌柜打了个愣怔，说：“啥，四石？”姨父说：“对，两千斤。”回春堂掌柜拱 手作揖说：“中，我认了！”灾民就“唰”地给他让开了一条去路。回春堂掌柜一边往 家里走，一边向大家弯身哈腰，“包涵，多多包涵！”
坡底镇的清锅冷灶里冒出了温柔的炊烟。
贺爷叫着儿子的小名说：“胜子，你们共产党只要这样干，能行！”
胜子说：“爹，多亏你带了个好头！”
贺爷说：“你别以为我不懂，我是跟你搞了一回统一战线。”
父子俩的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到县城，L县中学成了地下党在全县的领导中心。坡底镇变成了L 县北部山区的“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三姨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也来到坡底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关帝庙小学当 了国文教员。她组织抗日剧团，发动民众抗日救亡。那时正在上小学的明表叔记得，三姨召 集歌咏队登上关爷庙的戏台，歌咏队员们耍着关爷的“青龙偃月刀”，高唱“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三姨手中捏着一根细棍儿一晃一晃。坡底人才知道唱歌也得有人指挥，而且 ，女人也能指挥。那支歌唱遍了坡底。
那时候，姨父是地下县委的统战部长。三姨喜欢跟他在关帝庙东边的小河旁边散步 。小河两边生长着枝叶茂密的杨树林。在他俩多次逗留过的一棵白杨树下，一个富于观察力 和表现力的学生，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树皮上刻上了他的艺术发现，让它随着白杨树长大，那 是一支锐利的箭，刺穿了两颗叠在一起的心。
5。雨夜的逃亡
张一弓
在郾城，三姨给我留下了一支很好听的儿歌： 喔喔喔，鸡叫了，义勇军来到了。
打红旗，骑白马，雪亮的大刀腰中挎。
你送饭，我烧茶，大家都来招待他。
母亲到漯河励行中学教书以后，我就把这支儿歌从郾城唱到了漯河。
漯河油坊胡同一号的孩子们不会唱这支儿歌。在那个狭窄的长条形院子里，依次住着身分各 异的房客——一边拉风箱烧火做饭、一边向他的弟子们讲授“孟子曰”的私塾先生，无儿 无女、全靠做针线活儿养活自己的寡妇，按时上班、风雨无阻、天上掉炸弹也一往无前的银 行职员，未向官方注册而把太阳穴上的一小块“俏皮膏药”作为营业标志的妓女。他们各自 做着与那支儿歌毫不相干的事情。
一天黄昏，白胖胖的妓女照旧倚门而立，照旧用微红的睡眠不足的眼睛斜乜着小巷里的行人 。巷子那边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她就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扭动腰肢，胳膊交叉胸前托起了高 耸的乳峰，但她很快又松了发条，乳峰像瘪了气的布袋耷拉下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蓬头垢 面的汉子，一只脚上穿着张开嘴的破鞋，另一只是沾满泥巴的光脚丫子。
我正跟银行职员的孩子比赛“撞钟”——在迎壁墙上撞铜板，看谁的铜板撞得远。我有一个 杰出的铜板，在墙上“当”地反弹出去，“叮叮咚咚”地滚出门楼、蹦下台阶，绕着一只沾 满泥垢的赤脚踅了一圈，躺在一个高傲的大拇脚趾头旁边不动了。我弯腰捡起铜板时，脚趾 头向我梗了一下，脚趾头的上方有人叫着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一张长满了黑胡茬子的脸庞 ，黑亮的眼睛一闪，我就跳起来，叫了一声：“姨父！”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大杂院里的各色人等都骨碌着眼珠转来转去地瞅他， 像瞅着一个沿途行乞的流浪汉或是发配天边的囚徒。母亲听了他的低语就骇然 变色，急忙让我 领着他抄小路翻过寨墙，到沙河里洗了澡，换上了我父亲留下的服装，又特意请来一 个剃头挑子，把他一头刺猬般的乱发变成了整齐的“寸头” ，满脸黑胡茬子也一扫而光。 母亲急急去到离漯河不远的郾城找姥爷去了。
从母亲与小姨的低语里，我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不 幸：一群拿枪的人抓走了三姨，正在追杀姨父。姨父让我母亲立即转告姥爷 ，请他设法营救三姨，给母亲留下一个密闭的信封，来不及考察我是否用弹弓消灭过老鼠或 是否击中过鬼子的飞机，又在我和大杂院沉入梦境的时候悄然离去。
二十六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气恼地说，“外调”人员怎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你 姨父从南阳逃到漯河的事情？还给我拍桌子！
母亲说，姨父是从南阳石桥的一所中学侥幸逃生的。他和我三姨从郾城潜逃到那里，分别以 教导主任和国文教师的身分隐蔽下来，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系。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有人“ 咚咚”地敲门，接着又听到杂沓的脚步 “噼里啪啦”地踏着泥水急急跑开的声音，感到情况异常，没有开门。他们做对了。解放后 ，有两个落网的特务供 述说，国民党谍报机关从豫西得到了情报，急来南阳石桥抓人，还下了死命令，抓不住活的 要死的！雨夜敲门的就是这两个特务。他们听说我姨父是“双枪将”，不敢贸然破门，就把 一个班的军警埋伏在门外的小巷里，敲了门就跑，试图把姨父和三姨诱出，在街巷里抓 捕。姨父和三姨没有开门，却被堵在屋子里陷入绝境。在万分危急的时刻，姨父的眼睛盯住 了屋子的后墙。那是一面土墙，他看到墙上有一块水湿的印渍，目光就霍地一亮。那是连阴 雨泡湿了墙根脚的印渍。他急忙操起一把铁铲，在墙上捅了一个透明的窟窿，与三姨抱起不 满一岁的婴儿穿墙而出。他们没有吹灯，甚至没有忘记从屋子里拖过一个柜子，堵住了墙上 的窟窿，才悄没声儿地跑到一个菜园子的小草 庵里隐蔽下来。特务供述说，他们还在小巷两边埋伏着，“以逸待劳”呢！
姨父和三姨躲在菜园里，却听不到学校里有任何动静。姨父想，如果并没有发生变故，就这 样穿墙而逃，岂不暴露了自己？就把三姨留在菜园里，只身潜入学校看个究竟。他刚刚 进了校门，正碰上一群特务闯进来，提着马灯在学校里四处乱窜。姨父远远 地 避开马灯，在暗处与特务打转，却在黑暗中与一个工友撞 了个满怀。工友大惊失色说：“你赶紧跑吧！他们把你太太抓走了，用 鞭子抽她，我听见了！”姨父以为三姨在菜园里遭到了不幸，急忙踩着工友的肩膀，越 墙而逃。
那些天，姥爷家和我们家的人都在惊恐不安。“打红旗、骑白马”的儿歌没完没了地在我脑 瓜儿里盘旋。一天晚上，三姨却抱着婴儿令人大喜过望地来到了油坊胡同一号。她面黄肌瘦 ，披头散发，如风雨中的弱柳摇摇晃晃。当她得知姨父已经来过这里，意外的惊喜使她身子 一软，歪在母亲的怀里。母亲问，学校工友说， 你不是怎样怎样了吗？三姨说：“工友误会了，那是特务拷打我们同院的一位老奶奶， 追问我们的下落。我在菜园里，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他回来， 倒以为是他出事了呢！”
母亲说，三姨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她抱着婴儿逃出菜园，跑到从省城来石桥逃难的 堂哥家里，不料特务又接踵而至。 三姨又抱着孩子 从墙豁上跳出去，躲在寨墙底下的防空洞里。特务也紧跟着钻进了防空洞。三姨想，这次真 是插翅难逃了！却发现防空洞里柩着几 口棺材，最里边是一口早已被盗贼掏空了的棺材。三姨抱着孩子钻进棺材里进行了假装死人 的 体验。一具比特务可爱一些的骷髅，不事声张地接纳了她。特务堵严了防空洞，举起马灯晃 了几下，大概闻到了腐尸的气味 ，就骂骂咧咧地踏着烂泥呼啸而去。三姨出了防空洞，从寨墙上吐噜到了积水的寨壕里。
三姨说，还有一个奇迹哩！她怀抱中的大毛正害“百日咳”，特务敲门以前，大毛还咳嗽不 止，吃了一包“止咳灵”，此后在一连串地钻窟窿、进菜园、翻墙头、钻棺材的危急时刻， 这个可爱的小表弟竟在三姨的怀抱 中酣然入梦。当三姨抱着他从寨墙上“吐噜”到野外，终于逃出魔掌的时候，他 才为长久失去发声的自由进行报复，在黑夜笼罩的原野上放嗓咳嗽如连发的快枪。
母亲和小姨都一惊一乍抚着心口说，天哪！天哪！
母亲说，他们的生命是用一个个“偶然性”组成的奇迹。
“外调”人员合上本子说，你不要为他们歌功颂德了！
母亲说，不仅是他们，许许多多革命者在夺取政权以前都有过与死神“失之交臂”的经历。 “外调”人员说，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右派。
母亲说，是的，是的，我得到这个称呼，只是革命者取得政权以后的事情。
“外调”人员说，你还曾经是一个语文教师，你很会编造故事！
母亲闭上眼睛说，那么，你们何必找我听故事呢？
母亲没有兴趣再向“外调”人员说明，她曾把姨父留下的一个信封交给了三姨，而且接下 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接近于、或者说是十足的传奇。但是我记得，三姨撕开了那个信封以后， 就和她怀抱里的婴儿倏地没了踪影。
解放后， 三姨才对我母亲说，当她和姨父受到追杀而走投无路的时候，姨父走了一步“ 险 棋”，从漯河离开我家，就直奔国民党谍报人员绝然不会想到的一个地方——郑州警备司令 部。姨父的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