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中国着名商人的财富传奇:中华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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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多方资助，恩威并用
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有时投资并不单单是为了获得利益，还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和心理上的满足。19世纪初期，随着外国商人在广州口岸的日益增多，欧美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也看上了中国这片土地。1835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到广州，但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以道教为主的国家，所以基督教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排斥。伯驾看到在中国的传教效益甚微，便转而利用医学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创办了广州眼科医局，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同时也开始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伯驾只是个刚从耶鲁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博士生，要想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局并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鉴。面对伍秉鉴，伯驾把创办眼科医局，并以此作为拯救中国人民的途径向伍秉鉴讲述了一遍。伍秉鉴念他处处急中国人之急，想中国人所想，便答应捐出10万元银元建立医局。在当时，伍秉鉴的这一举动实属首例。因为伯驾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所以为了博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他所创办的医局不收取任何医疗费用，那么伍秉鉴的这10万银元也就相当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1835年11月4日，伯驾终于开设了“眼科医局”，但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西医这个舶来品总保持着一种怀疑和恐惧的态度，因此眼科医局的开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开业第一天，整个医局根本无人问津，直到第二天才来了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就诊，第三天又来了六个病人。而后，医局的情形才慢慢地转好。在伯驾的治疗下，随着病人病情的好转，人们的恐惧和疑惑逐渐消失，开始认同这个西方人主持的西医医局，就医人数也逐渐多起来。伯驾经营广州眼科医局长达20年之久，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才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主持。在嘉约翰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名沿用至今。虽然伍秉鉴的这次投入没有任何利润，但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使他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更加顺利，并载入了中国的史册，这也使他成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伍秉鉴的投资活动并不仅限于中国，更能表现其胆略和风范的是参与美国的证券和铁路建设的投资。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并认下了一个义父——伍秉鉴。而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在他回美国时口袋里竟多出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资金，他在美国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而后福布斯成了横跨北美大陆最大的铁路承建商。另外，伍秉鉴还独立购买了美国的证券，并且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了多次投资。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另外，伍秉鉴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在当博济医院时，十三行虽然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可是行商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因生意产生激烈的竞争，甚至相互倾轧。于是，伍秉鉴便对这些行商恩威并用，就在英商公司要求伍家独立担任羽纱销售代理人时，他则要求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老行商刘德章因得罪英商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出面斡旋，恢复了他的份额。行商黎光远破产充军伊犁，伍家又同外商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费。从1811年起，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英商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进行放债，其债款数额就高达二百余万元，使大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都愿意听从伍家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大型跨国财团。

　　6。接触鸦片，走向没落
前面提到，17世纪初，康熙帝为了清政府的国家财政，下令废除明朝以来施行的禁海令，在东南沿海设立了粤、闽、江、浙四大海关。然而，在开关不久，就因为西方商船在港口的停泊问题极其混乱，每当遇到大量的商船到来时，海关的官员常常无力招架。因而，在1685年春，广东官府便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成立了“十三行”，以此代替官府管理外商。在外商中，英商是其中最大的一支贸易队伍，贸易量已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英国人处事十分敏感，常常不能接受中国官府对商船的控制。1792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马戛尔尼对这次出访充满信心，在谈妥了金钱、爵位和权利三项条件后，就踏上了来华之旅。第二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款待。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贡国宗藩的国家，就在马戛尔尼朝见时，乾隆要求其下跪，而马戛尔尼却拒绝下跪，这使乾隆帝极为不快。当马戛尔尼再次提出通商贸易的六项要求时，乾隆终于恍然大悟。他盛怒之下，便下达了谕旨，重新颁布了闭关条令，只留下广州一处口岸。这次访问的失败，使惨遭经济损失的英国人意识到，要用外交手段打开中国的大门已经没有多大的可能。于是，英商便用一种来自于印度殖民地的商品——鸦片，来换取自己失去的商业利益……一时间，中国上下人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1801年，伍秉鉴继承了父亲伍国莹怡和行的业务。伍秉鉴是一个善于钻营、工于心计的人，他与英商的关系甚为密切。后来，清政府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派林则徐来到广州，开展禁烟活动。由于伍秉鉴和英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他也曾多次遭到了林则徐的训斥。对于和英商来往已久的伍秉鉴来说，断绝了和英商的往来也就相当于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所以，尽管在一次次的训斥马戛尔尼之后，伍秉鉴的商馆仍是英商们乐意光临的场所。据有关资料记载，伍秉鉴及其他中国行商虽然没有接触鸦片生意，但在1817年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时，伍秉鉴还是不得不向政府交出了16万两的罚银，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可是，就在东印度公司用鸦片打开中国市场的时候，英商公司在中国的通商权也被取消。面对如此辽阔、利益如此巨大的中国，英国商人自然不甘屈服，中英贸易摩擦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战争一触即发。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腐败的清政府无力抵抗，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广州条约》和《南京条约》。在这两项条约中，清政府分别向英国赔款600万银元和2100万银元。这两次赔款中，伍氏家族独自就出资110万银元和100万银元，同时在条约中还取消了广州行商管理港口的权力，并且开放口岸由“一口通商”变为了“五口通商”。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州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行商们纷纷从广州去了上海。广州十三行的势力开始逐渐没落，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香港取代。就在这一年，伍秉鉴也因病在广州去世。但是，十三行作为中英矛盾冲突的焦点，作为人们指责的对象，却没有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而消失。1856年，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十三行成为了中外交锋的战场。12月15日深夜，中英两方的炮火将这个具有170多年历史的商馆化为了灰烬。从此，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