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振兴_2-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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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在德国究竟是怎样开展间谍活动的？以及他间谍生涯的表现如何？是人们希望了解的谜。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位据说曾在80年代受普京控制、直接为其提供情报的特工“M”的文章，首次披露了普京初到德国从事间谍生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报道，M特工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前刑事警察督察官，而实际上他是具有十年克格勃经历的地下特工，主要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1985年，他首次在前东德德累斯顿的一幢公寓里见到普京。他对普京的第一印象远远谈不上满意。



　　“普京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前上司克格勃情报处官员介绍我们相识。”M特工说，“由于普京是一位刚出炉的新手，于是我就向他详细介绍了在德从事间谍活动应注意的事项。显然，他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赴海外从事间谍工作。他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操作时的规则。”



　　就在见面后不久，普京未能按时前往某地参与一次接头活动，要知道那次会面是好不容易才安排好的，这让M特工大为光火。“要知道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犯了有可能危及对方生命安全的大错误。”他说，“我警告普京说，除非他克服掉不良行为，否则我就立即不干了。”



　　但普京天生就是一个克格勃的可塑之才。不久，他的努力就使M特工变得温和起来。然而在另一次，他又出岔了。那天普京去接头，递交一个由克格勃设计安装的无线电装置，该装置内部配有一个秘密的录音装置和一个尖端的定时器。据称，这个无线电装置是设计在秘密特工中使用的，但是普京不得不承认，他不知道怎样操作这个装置。



　　M特工说，普京有五年时间是他的头儿。普京开始几乎很少说话，总是寻求建议。“他同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不怎么守时。”M特工说，“可是这种现象不久就改变了。他对德国人的工作观念极为崇拜。他成了一个一学就会的人，而且作风变得很麻利。”



　　于是，这两个人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系统，保护M特工的身份，有十幢“安全”的屋子用做会面之地。一旦情况有变，他们往往通过死信箱进行接触联系。在沿易北河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M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他往往将一个压扁的啤酒罐或者一个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好的地点，这些东西往往用来隐藏或传递加了密的电文。或者将情报藏在像石块形状的水泥块里，打碎这些水泥块，就可提取情报了。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三声，那么就是M特工需要紧急见他的信号了，普京会准时地在60分钟内抵达接头的地点。



　　尽管普京初涉间谍领域时的表现令人不满意，但M特工说，他渐渐地成为非常有效的自我控制者。“随着普京越干越出色，”他说，“他变得更加雷厉风行，总是竭力地控制自己。我渐渐地越来越了解他了。几乎没有事能够难倒他，也几乎没有事可以归罪他。”



　　“他不饮酒，也不吸烟。他不贪财，也不好色。他总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将秘密藏在心头。他想必也有弱点，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



　　普京惟一的一次放松自己是在1990年年初他回俄罗斯之时，在一次动情的告别会上，他给M特工下达了严格的指示，销毁所有他为克格勃工作的证据。



　　“他不想返回俄罗斯。”M回忆道，“他担心回国后的政局变化，他已经习惯了在德国的生活。他眼噙泪水地说了再见，并以罕见的真情流露告诉我，我对他就像是一位亲人一样。可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后来普京自己透露，他在德国的情报活动，是以北约为主要目标，搜集的情报都直接报送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为此需要招募当地人。普京在德累斯顿和其它城市也发展了一些当地官员和专业人士为克格勃提供情报。普京也使用“燕子”（克格勃培养的年轻貌美的女特工）刺探情报。克格勃十分擅长利用这些女特工接近目标，先色诱对方，再使之就范，为己方提供情报。在德累斯顿，普京有若干受过训练的“燕子”活跃于贝琉酒店。这座酒店位于易北河畔，离安吉利卡大街不远，是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之一，一座三层高的传统德式建筑。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年轻女子上门。对克格勃来说，刺探情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他们的西方同行在这方面也不逊色。



　　德国情报机构近年调查了一个名为“日出”的行动计划，并且认为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和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换言之，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可能现在还在运作。这使德国方面相当困惑。受到德国情报机构调查的前民主德国情报高官和政府官员都不知道“日出”计划，当然受过训练的间谍大师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透露。因此德情报机构认为“日出”计划实际上还在黑暗之中，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见到阳光。



　　总之，普京和他的小组（其中有些战友现在成了他的部下），当时直属克格勃第一总管理局的弗拉基米尔·谢罗库夫将军指挥，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工作。



　　普京在德国五年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得以观察联邦德国社会和经济的运作。他虽然常驻民主德国，但也经常前往联邦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切身的体验，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和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的直观了解。事实证明，有这样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外派的经历使普京这样的克格勃官员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比较开放，因而也比较务实。普京在担任俄国总理和代总统之后，曾经多次表示对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好感，特别是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推动德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做法，他深表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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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历史剧变

　　目睹历史剧变　　　　　1984年普京初次离开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结束，表面上苏联国内社会稳定，在国际上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克格勃也处在发展的高峰时期。但是，多年积累的体制问题已经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内伤，甚至可以说，癌变的迹象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就是苏联阵营的岌岌可危。民主德国作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尽管经济和社会水平在东欧位居第一，但是和联邦德国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1／4，社会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30％，职工的收入

　　只有联邦德国的1／3，进出口总额只有联邦德国的1／10，科技水平比联邦德国落后10～15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演变苏联东欧阵营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德国、捷克和波兰。长期处于冷战的环境、苏联的影响和控制、西方的渗透和压力、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民主德国执政党本身的失误，这一切都使民主德国的国内形势逐渐紧张。尽管民主德国政府筑起了坚固的“柏林墙”，希望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武装军人阻止民主德国人移居联邦德国，但是仍然有大量公民采取各种手段出逃西方。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社会生活陷入混乱之中，各地的游行示威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新纳粹组织也出现了，他们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苏军。德累斯顿是新纳粹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巨大变化是普京从未经历过的。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个人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复杂的局势肯定对正常的情报搜集工作会有影响，而且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公开报道中从未提及普京对这场巨变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决不会是兴高采烈的，而毋宁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毕竟，他为之服务的克格勃是苏共的情报机构，又和民主德国的官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现在苏共领导人导致了民主德国的变化，而巨变的结果是新纳粹对苏军的攻击：德累斯顿的大街上出现了“占领军滚出去”的大标语。普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他的两个哥哥死于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时期，现在纳粹居然卷土重来，普京的内心想必很不平静。



　　对普京小组的直接冲击终于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之后，德累斯顿有人冲击了民主德国情报机构的办公楼，接着又有人来到普京小组的所在地。过去这里的武装警卫这时已经撤销。普京单枪匹马先将人群阻挡在门外，然后要求附近的苏军基地派人来支援，因为办公室里有克格勃的机密文件。苏军起先没有答应。普京独自和人群对峙，他很镇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们不要冲击这个地方。数小时后，苏军抵达，驱散了人群。普京当时的感觉是：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明显，苏联正在生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普京作为旁观者和见证者，度过了民主德国最后的岁月，但这还不是他最后一次见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共产党的终结。在东德，虽然苏军还要再过几年才完全撤走，但是作为克格勃的派出机构，普京和其他在民主德国的情报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基础和土壤，更糟糕的是，苏联的局势远不像民主德国，没有人知道苏联、苏共和克格勃今后的命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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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身政界　相助恩师

　　投身政界　相助恩师　　　　　1990年1月，普京回到祖国。有人推荐他去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工作，但是他拒绝了。他觉得，克格勃系统已经没有前途，他的工作已经没有意义了。与其在这个系统里，眼看一切在自己周围垮掉，还不如做点别的事情。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退出克格勃，但是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了。



　　于是，普京回到故乡列宁格勒，在母校谋到了一个职务：副校长的外事助理，显然学

　　校当局认为他在国外的经历有助于大学的对外联络，当然学校也了解普京的背景。虽然克格勃的名字引起许多人不愉快的联想，而且1990年克格勃本身也受到冲击并且也在改革，但是在列宁格勒，克格勃仍然还在运作，普京当年的同僚，也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为克格勃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从外国回到苏联的克格勃情报军官，仍然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继续其情报职业。普京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



　　1990年春夏之交，列宁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市苏维埃主席的选举。普京在大学里的恩师索布恰克这时已经成为出色的政治家，他在选举中振臂一呼，顺利当选，从一个议政的人民代表进而成为一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索布恰克具有知识分子型政治家的特点，他思路敏捷，善于演说和鼓动，能够直接和人民对话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善于在市杜马这样的场合估计形势，合纵连横。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索布恰克是苏联反对派的一面旗帜。索布恰克虽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斗争的经验，但是，当市长和做议员不同。议员是“务虚”的，特别是当时苏联的人民代表，主要是就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决议，索布恰克以其法律知识和口若悬河的政治鼓动能力在人代会如鱼得水。但是成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之后，面对的却是不同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务实的职位，是必须做出具体成绩，让市民得到实惠的位子。因此索布恰克不能像在人代会那样和其他精英联合作战，而必须有自己的班子，有可靠而能干的助手。正是在这个时刻，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的普京出现在索布恰克面前。



　　那是1990年初的一天，索布恰克从市苏维埃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办事，在办公楼的走廊里遇见普京。普京向老师问候，彼此很自然地先是寒暄，然后谈起现状。索布恰克正忙于过去他所不熟悉的各种事务，看到这位学生，他立即萌生了一个念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助手人选吗！只有38岁，当年在学校是优等生，虽然是克格勃，但是没有什么劣迹，在国外多年，为人显得干练，不嚣张跋扈。索布恰克单刀直入，问普京愿不愿意到市苏维埃工作。普京爽快地答应了。这几分钟的谈话，决定了普京的后半生。



　　普京随即辞去了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工作，跟随导师来到了市苏维埃，开始了他六年的行政官员的生活。普京敏捷地捕捉到这个机遇。如果他当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