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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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盍艘淮蠼兀窃谟隡1A3交战中，99S一点都不吃亏。主要就是，M1A3是在M1A2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主要就是更换主炮、增设自动装弹机，增强了坦克火力，改变了M1A2在与99系列主战坦克交战中被动挨打的局面，而其装甲防护能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因此在抵抗威力更大的穿甲弹时，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如此一来，在双方的有效射程之内，99S与M1A3都能击穿对方的装甲。
受此影响，决定优劣的成为了双方坦克手的素质。
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观瞄系统，特别是夜视成相系统的性能也很重要。
从理论上讲，这并不假。只有做到先敌发现，才能做到先敌开火与先敌摧毁。因为坦克炮的威力大幅度提高，而坦克的防护性能受自重与材料影响，很难同时提高，所以现代主战坦克的相互摧毁距离高达数千米，比如99S与M1A3的相互摧毁距离就在四千米以上，如果使用具有攻顶能力的炮射反坦克导弹的话，甚至能够达到十千米以上。如此一来，坦克战的交战距离在理论上高达数千米。
问题是，实战中，坦克在数千米外开火的战例屈指可数。
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因为双方基本上在城市密集地区作战，中国军队还刻意避免与美军打野战，所以坦克的实战交火距离，九成以上都在一千米以内。在城市战中，坦克的实际交战距离甚至只有数百米。
如此一来，观瞄系统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坦克手。
可以说，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别说用穿甲弹，就算用高爆弹，只要直接命中目标，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都能杀死坦克手，根本不需要穿透坦克的装甲。
由此可见，对中国陆军来说，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足够多的主战装备，而不是足够先进的主战装备。
这一点，与空军恰恰相反。
事实上，在赤山会战期间，中国陆军的装备补充能力就得到了恢复。
随着狄劭康全权负责战略指挥，无条件的给予罗耀武最大支持，全国上下也以守住北京为首要目的，几乎每天都有载满主战装备的列车驶入北京与天津。因为铁路无法运送全部主战装备，所以很多装备被运到石家庄等地，再由拖车送往北京，或者干脆挂上橡胶板，自行驶往北京。
这种集全国力量的投入，足以使中国军队获得想要的各种武器装备。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从六月上旬开始，东北军每天收到的主战装备就能武装好几个营。到了六月中旬，为了加快装备的交接工作，罗耀武不但安排了几十名参谋专门负责相关事务，还让各主力部队轮换安排部队到后方接货，而不是让后勤部队把装备送上前线。
当然，决定部队战斗力的，并不仅仅是装备。
对于本来就不靠装备吃饭的中国军队来说，士气与斗志比装备更加重要。
相对而言，主力部队的士气一直不是问题。按照罗耀武制订的人才选拔机制，能够进入主力集团军的，都是最优秀的官兵。对这些官兵来说，会战的成败并不是影响士气的主要因素。
为了提高普通部队、民兵、准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抗战意志，罗耀武在六月初向狄劭康与刘诚志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所有留在首都的军事文艺人员必须深入到前线与基层，为那些进行抗战劳作的军民进行无偿表演。
在得到狄劭康与刘诚志的支持之后，罗耀武就展开了行动。
为了确保文艺人员能够下基层，并且诚心实意的进行慰问表演，罗耀武不但亲自编排了节目表，还安排了相当于一个旅的警卫力量，专门护送文艺工作者。说白了，主要还是防止那些平时娇生惯养的文艺人员临阵脱逃。
当然，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实事求是的讲，在部署京津防御的时候，罗耀武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就是他之前从没考虑过的士气与斗志。
打到这一步，中国军队已无退路。
再退一步，就是国破家亡。
只有全民动员，调动起每一个中国人，才有可能在决战中取胜。
问题就是，如何发动与鼓舞全体军民？
卷一时势英雄第二章士气斗志
第二章士气斗志
在中国军民中，士气与斗志问题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暴露出来。
台海战争爆发之后，大陆的一些民主人士就对当局提出了质疑，特别是用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理由。可惜的是，民主人士的声音非常微弱，甚至没有得到过当局承认，也没有引起外界重视。
这种情况很好理解，毕竟战争时期，当局肯定会对新闻与传媒进行管制。
不管这种质疑有没有道理，以及是否产生了影响，至少说明，即便在大陆，仍然有人并不支持政府的战争行为。事实上，为了消除民间的质疑声，政府在发动战争的理由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最重要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干预行动，等于证明了大陆当局发动战争的正确性。
要知道，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与日本出兵干预，等于向中国宣战，也等于承认了台湾当局确实在谋求独立。
非常可惜的是，美国与日本的干预行动，也让少数民主人士闭上了嘴。
大势所趋，加上战争已经爆发，再质疑发动战争的理由已经没有意义，保卫国家成为了首要任务。特别是在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大陆之后，捍卫国家主权、抵抗侵略就不再是一句话，而是实际行动。
这一局面，在日本出兵东北之后成为定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日本出兵东北，使得中国全体上下团结一心，十多亿中国人为抵抗日本侵略共同奋战。
问题是，一年多下来，这种一时激起的抗战斗志已经渐渐消散。
虽然在这一年多中，中国军队成功迫使韩国退出了大规模战争，在南京挡住了美台联军的进攻步伐，并且在东北战场上给予了美台联军重创，甚至在战略反击中摧毁了长崎，但是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仍然没有能够扭转局面，战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敌人手中，别说普通民众，就连很多高级将领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种局面，必然会让人对抗战的结果产生怀疑。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相对而言，在南方战场上，这个问题最为突出。
到二零一四年底，台湾当局在美台联军占领区内已经设置了三个省级临时政府、二十一个市级临时政府与一百零八个县级临时政府，派遣了数千名行政官员，并且任用了数万名占领区内的民众担任临时行政官员。
虽然在大部分台军控制区内，民众仍然不太认同台湾政权，甚至积极支持游击队，但是这一局面正在逐渐转变，至少在二零一四年的前几个月，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自发抵抗行动就比二零一三年少了许多。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粮食问题。
要知道，在二零一三年，中国大陆的粮食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为了保证军粮，中国当局不得不在全国施行粮食配给制，成人每月只有三十五斤的粮食供应，而未成年人则只有二十五斤。
虽然配给的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但是民众的生活水平谈不上任何保证。
事实上，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
在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与地区，比如贵州，以及江西南部地区，民众实际上获得的粮食配额只有基本标准的六成左右。在二零一三年底，贵州一些偏远山区就因为缺粮爆发了动乱。
与之相比，在台湾占领区，至少能够确保基本粮食供应。
在一些大城市里，美军与台军甚至开放了市场，向民众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可以说，台湾占领区内，民众的生活水准确实高得多，至少不需要担心饿肚皮。
在保证粮食供应的同时，台湾当局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即在占领区内实行开明统治，不但邀请当地人参与行政工作，还在制订地方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民众需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占领杭州之后，台湾当局一度决定施行战时管制，最终在美国当局的建议下，仅在夜间八点到凌晨五点宵禁；为了确保民众过上正常生活，台湾当局还优先为医院、学校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电，并且派遣专门人员到医院与学校维持秩序。占领上海之后，台湾当局甚至出资聘请了几百名医务人员，专门为战争中的伤患提供医疗救助。
这些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要求。
当然，台湾当局也对此进行了广泛宣传。
正如台湾当局宣传的那样，当时在民众中间，也有人对国家的本质提出了质疑。
问题是，在战时情况下，台湾占领区几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众基本上不可能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当局在宣传的时候，肯定会刻意丑化敌占区。
更重要的是，在宣传的时候，中国当局充分利用了台湾当局在日本出兵东北，侵略中国的时候保持了沉默。
可以说，这也是台湾当局众多政策中最失策的一个。
虽然从根本上讲，台湾当局不得不对日本在东北的所做所为保持沉默，毕竟这是美国的意图，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连一天都活不了。但是在绝大部分民众看来，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宣称代表整个中国，是中国的正统。
在日本入侵的这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上却保持沉默，甚至故意纵容，使得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
只有真正致力于抗战，以驱逐侵略者为己任的政权，才能代表中国。
可以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东北军退入关内之前。
真正让中国军民士气问题浮上水面的，还是罗耀武在东北敌占区推广的很多政策，特别是支持占领区的民众组建敌后游击队。
虽然在组建游击队的时候，罗耀武非常谨慎，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游击队的控制，比如每支敌后游击队都由他亲自任命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并且为每一支游击队安排了指导员，专门负责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罗耀武的这些安排却是漏洞百出，经常被人钻空子。
就拿任命指挥官与指导员来说。
在罗耀武接受调查之前，还能做到异地任免，即从主力部队抽调军官。在罗耀武回京接受调查的时候，这一标准没有得到执行。更重要的是，在沈阳遭到围攻的时候，姚万平病急乱投医，成立了几十支敌后游击队，而当时主力部队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基层军官，也就无法为每支游击队任命两位外地首长。
罗耀武回到东北前线的时候，游击队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随后几次大会战，东北军的主力部队相继遭受重创，即便是第十五集团军、第六十五集团军与第二十六集团军，也有超过九成以上的官兵是东北本地人。在此情况下，罗耀武也不可能把主力部队仅有的骨干力量分给游击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北地区的游击队就完全由东北人掌控了。
毫无疑问，不可能指望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也不可能让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事实上，绝大部分游击队员参加抗战的根本目的是保家，而不是卫国。
虽然没有准确统计数据，但是有理由相信，基本上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有亲人死在侵略者的手种，哪怕只是战争的附带伤害。
也就是说，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是家仇
毫无疑问，这种报仇雪恨的冲动给予了游击队强大的战斗意志。问题也同样明显，即这种一时的血气之勇，最多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当战局恶化，游击队的伤亡逐步增大，失去亲人的痛楚渐渐消退，游击队员就得考虑一个问题，在手刃了仇人之后，游击队继续战斗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这下，问题就出来了。
别忘了，游击队的主力是年纪在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青壮年男性。
也就是说，游击队员大多都是八零后与九零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看，八零后与九零后本身就在质疑社会的公正性，当他们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时候，自然得考虑，为什么而战。
事实上，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埋在心底的一个疑问。
虽然回答很简单，抗战就是保家卫国，但是要深入解释却不容易，保的是哪个的家，卫的是什么样的国？
换句话说，家与国的含义到底如何？
这个问题，在突出部战役中就暴露了出来。当时罗耀武为了发动游击队，不得不在游击区的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即允许游击队在游击区建立临时政权。
前面提到过，罗耀武的这一让步，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随着东北军退守关内，东北完全成为敌占区，中国当局对游击队的束缚更加微弱，游击队对政治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