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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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
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
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
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
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
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
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
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
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
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
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
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
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
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
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
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
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
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
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
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
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
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
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
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
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
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
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
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
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
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
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
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
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
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
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
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了。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问。
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
性打击。去年（1961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
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关—
—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士。此，
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
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
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
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
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
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
“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
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
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人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
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为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不少人在会
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
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
半真半假——而且这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
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
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太
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更不能早在几年前就
说它是“应运而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
就正确，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
恢复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惊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据我
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他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
还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时，
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知其
所云。
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党和领
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着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
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为在承认错误、追查原
因时，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
没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
是攸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士。日月之食焉。过之，人
皆见之；更也，人恒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而一旦承
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
下”，发动全国上下“勤攻吾之缺”。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
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
们才能打消一切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
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于他们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兢业勤
俭，明短于人，躬求举世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决不持其强而讳其
疾，也决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
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
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该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
德，一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损害，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
期之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也确是
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
将团结得更紧密，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
必将很快到来。
可以说，这是我的《回顾》中的所有新内容的核心，也是结合了从“反右”直到“七千人大会”的国内问题的最新材料，也是对“神化与特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重申对其克服办法的小结。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会就此改弦易辙，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胆的阐述。
《回顾》全文于1962年6月26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即全部上交，如卸重负，对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党组织要我写材料，我的甄别平反有望时，不少关心我的同志劝我并帮助我介绍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让我在新的伴侣的协同下，更好地养育身边的女儿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写点儿东西。
青青是1962年春天从保定接来北京的。组织上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费，从32元提高到55元，比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少一元。
对所有这些，我都很感激。对于青青未来继母的条件，我也想到了两点：
一、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漠。如果青青的生母日后愿意常来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减。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难，直至“不怕坐牢、杀头”。因为对党提意见，可能得到嘉许也可能坐牢杀头。多年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这两方面的准备。
有了这最根本的两条，其他就好办了。如果对方出身贫寒，深知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则能较好地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如果还能帮我抄抄稿子和做点资料卡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于才貌如何，则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早有人说过：倘若“爱”而无心，只能是受罪的“受”①？才貌顶何用？
①繁体“爱”字中间有个“心”字。
根据这些设想，在朋友们介绍的都是尚未成过家或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女医生、女图书管理员和女工中，我选择了后者。她叫潘京荣，出身贫寒，能够吃苦，过去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这使我很满意。但使我非常遗憾和愧对的是，她虽然也属“龙”，却比我整整小了12岁，她22岁，我34岁，这对她来说，我的年纪未免太大了，而且还是个结过婚、离过婚、身边又已经有个孩子的人。
然而，我想错了。
1957年秋冬之际，新华社大院里还残存着不少“声讨”我的大字报的时候，17岁的小潘从浙东老家来新华社投亲靠友，想找碗饭吃。她看了一些大字报，认为我说的一些话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乡确实看到许多乡亲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着，朝他老人家叩头祈祷；确实看到家乡的许多干部多吃多占，大耍特权，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而不顾乡亲们的疾苦……她越想越觉得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她在学校里又读过我写的罗盛教的故事，一下就认定我是个“好人”而不是“坏人”，虽然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我这个人高矮胖瘦，长相如何。
后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位老记者家里当小保姆。“大跃进”时“跃进”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公社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较起街道上的普通家庭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她年轻伶俐，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