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剋了一顿，说他俩故意制造事端，弄得全队人员心神不定，严重影响了“伐木大跃进”。
不久，令人悲哀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戚玲和另一位难友锯倒了一棵树，用大斧子修削枝枝杈杈时，一斧头砍空砍伤了脚面；青年画家孙承武和一位伙伴伐树，树倒时，树冠落在另一棵树上弹了回来，一根枝杈打得他满脸鲜血直流……这都叫“小伤”，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且照常出工不误。
尽管如此，这比起死亡来毕竟还是不幸中之大幸！
一天早起，风很大，吹得原始林呼呼号叫。电影洗印厂的莽珉（蒙古族）去蹲茅坑，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也在蹲茅坑，莽珉知道，刘琛这位山西人是1936年的老干部，尽管为人做事很稳重，但毕竟40多岁了，在我们这一群人中岁数是比较大的，遂对他说：“老刘，今儿个风特大，咱们伐树时得多留点神！”刘琛说：“可不是？是得留点神。”出工时，刘琛特地穿上了家里刚寄来的新棉衣和新的大头鞋。
当天下午，大家伐一片桦树林。刘琛与别人伐的是一棵歪脖子树。这树的直径约有60厘米，倾斜度比较大。他们先从从容容地锯了下口。在锯上口时，还没锯到上下锯交口时，一阵大风吹来，只听“咯吧”一声，锯口向上树身的一半猛地劈开，树底端不断升高，刘琛还牢牢地记着防队长的那句“人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的命令紧紧地拖着锯，没注意脚下砍倒的榛条拌了他的脚，刹那间这棵树突然坠落下来，树干正打在他的头上，他立即被压倒在树下。难友们急忙锯断了树头，把他抢救出来，但已头碎脑溢，惨然死去。张莹、莽珉和冯英等人把他抬到山下一间茅草房，夜里让李景波看守着，以防落入狼口。第二天装进一口薄皮棺材，把他掩埋了事。戚玲赋五言绝句一首，以作悼念：
人在武器在，惜锯惨罹难；
长征留铮骨，伐木献忠肝！
刘琛在“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东征中参加革命，故有“长征留挣骨”句。就是这样的老干部，由于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因公而死，也不让开个追悼会，这使得大家十分悲戚。
当天，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好，各做了一口棺材。等刘琛在山下被掩埋，才知道山上的棺材是多做的了。
“这不是好兆！”莽珉说。“多做了一口棺材，还不知道留给谁！”
果然，不久，中国科学院的施崇仁又被树砸死了！他是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三十刚出头，不太高的身材，浅黄色脸膛，颧骨突出，善于逻辑思维，是个轻易不改变自己见解的人。那天他和一位伙伴伐一棵杨树，树皮有雪，特别滑。树倒时，底部猛烈向后一弹，撞击了他的胸口，他后仰倒地，口鼻不断地向外流血，显然他的内脏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难友们连忙草草做了一副担架，把他向山下抬去。难友们知道他有个才一岁的女儿，妻子要和他离婚，有人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缓慢地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想念小女儿，眼角滚下了泪珠，还没有被抬到山下卫生所就咽了气。
施崇仁的死，使大家又多了一层哀伤。大家提出要开个追悼会，云山场部仍然不同意。但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才同意给他来个遗体告别。
难友们把他的遗体擦洗了一遍，穿好了衣服，安放在大窝棚的中间，遗体上方挂了张戚玲为之匆匆画成的遗像，默默地围着他绕行一圈。没有悼词，没有哀乐，只有窝棚外呼啸的寒风为他发出哀鸣。然后大家把他埋葬在老电锯厂南面新电锯厂木轨路一侧山坡上的灌木丛中，墓前竖了块木牌，上书“施崇仁之墓”五个字。
此后，又死了两位难友。一位是断口劈开，底部猛往上一翘，击中了他的下巴，当即脑额破裂而死；一位被倒下的一棵大树的树杈打中了脑袋，也当即脑裂而亡。
对所有这些死者，同样都不准开追悼会，也没有执行中央的规定“对因公死去的右派应立即宣布摘去其右派帽子”，都是草草掩埋了事。难怪戚玲在哀悼施崇仁的五言古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诌友难挽留，隐恨长悠悠。
夜雪化泪雨，友情热血流。
云笼高山暗，了然一荒丘。
敢评语谏竟获“罪”，疾恶作楚囚。
苍天何愤愤，此恨何时休？！
今日辞君去，悲痛隐心头。
问孰扫君墓，语谁奠君馐？
草原莽苍苍，毅魄何所投？
关山魂渺渺，野林声欺欺。
权且安窀穸，勿为襁褓忧。
生此当舍己，贵志有人酬。
长夜几时旦，何日快恩仇？！
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