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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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⑶疑魉担骸澳谴谓不埃ㄖ副ㄐ苑⒀裕衷谙肜矗擞械愀星榧ざ猓驳娜鞘率怠！�1991年《新文学史料》第4期，又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涉及到冯雪峰时，虽然火气少了些，但仍然在重复着过去说过的一些话。
我们没有必要与夏衍苦苦争辩这些文章中的观点，那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任务——这些学者实际上也在这样做，一直在与夏衍争论。但由于夏衍文章中涉及到冯雪峰传记材料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他又反复声明“我对各派文艺团体没有偏见，掌握情况较全面，而且我的记忆力一直不错，我相信自己不会记错”（《夏衍谈“左联”后期》），所以有必要鉴别一下他的记忆力的可靠程度。别人已经鉴别过写有专文的不赘。
“爆炸性发言”曾经说到中央交给冯雪峰一个任务，要他在离陕北途中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了联系的游击队，而雪峰不找，这支游击队终于因失去与中央的联系而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因冯雪峰而丢失了一支部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夏衍同志是不能信口说的；但他说了，当时听会的可以作证。可是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夏衍发言的打印稿却见不到了。是不是他当时就已对自己“不错”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
“爆炸性发言”最能煽动人的话，还有一段：“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系的，见了你（指冯雪峰）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件事，到了1991年，“记忆力一直不错”的夏衍，却把它描述成这样了：“冯雪峰来了以后，带着毛主席给章乃器几个人的信找他。我去找他的时候，章乃器讲：你们中央有人来了，跟我联系了，今后不要来找我了。章乃器又讲道，冯雪峰说了，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1957年，“轻则不理，重则扭送捕房”这两句话是夏衍从他们“领导的外围人士”那里听来的，不是章乃器直接向夏衍讲的；可是到了1991年，却变成了章乃器面对面地向夏衍讲的了。是不是因为1957年章乃器还健在，不好瞎说，而到了1991年，章乃器早作古了，已死无对证了？！
在《夏衍谈“左联”后期》中，又冒出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公案。夏衍在该文中说，1943年6月初，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到了重庆见周总理时，“总理批评他几点……第三件事情是他（指冯雪峰）删改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这是多么胆大妄为的事啊。夏衍说，总理批评冯雪峰时，“还有徐冰、冯乃超也在”，意谓有“人证”；还说，“我有笔记”，意谓有“物证”。人证物证俱在，是不好怀疑的了。可是这事还是很玄乎。证人已成古人，死无对证，只能取信于“笔记”那物证了，可这物证尚未公布。读者不免要产生疑窦：
一、冯雪峰对烈士的遗文，历来是抱着极其神圣的感情来对待的。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说过，他对待溜秋白、方志敏、应修人、潘漠华等的遗文莫不如此，并为它们的刊布传世做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与鲁迅有着共同的感情和心态：“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他对待《可爱的中国》，当不致那样草率地“删改”吧。
二、有关《可爱的中国》原稿的保存情况，冯雪峰在1951年9月为这书影印本所写的《说明》中已作了详细交代。原稿原由鲁迅妥善保存，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时，鲁迅就将它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即向中央汇报，很快就奉中央指示“在上海设法保存”，便把它“交给已经替我们保存着瞿秋白同志一部分遗稿的朋友谢澹如先生一起保存”。从这时起，直到1951年，冯雪峰无缘再见到这原稿，即使他想“删改”也无从下手。而且原稿尚在，有无“删改”，不妨去调阅一下。
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原稿两篇，在上海孤岛时期，曾经由谢澹如抄出，以《方志敏自传》为书名在上海铅印过一次。当时，谢澹如担心兵燹毁灭烈士遗文，为了使它留传后世，就擅自将它付印了，同时还印了由他保存的瞿秋白的《乱弹》。这次付印，是否有技术上的改动，不得而知，但即使有改动，当时冯雪峰在白区身陷囹圄，不可能与闻其事。
四、1951年10月，上海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可爱的中国》，冯雪峰主持其事。这个影印本以及后来的排印本，的确作了删节。前面删了两千来字，是叙述祥松在囚室中如何为友人写信，后面删去了照应前面开篇的几百字。被删的文字小说成分居多，烈士很可能是为了迷惑敌人而这样写的。据王士菁所引冯雪峰1951年10月15日写给他的信说，作这样的删节，当时完全是按组织程序办的，是“经中央同志看过，商量之后才如此决定的”，不是擅作主张。夏衍所指的很可能是这一件事。很显然，如果指的是这件事，在时间上就大有出人。1943年怎能预见到1951年发生的这件具体事？再说这件事是按组织程序办的，周总理怎能投夏衍之所好来横加指责呢？
夏衍的记忆力也许是不错的，他的确为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如果我们不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他提供的一些资料，特别是有关冯雪峰的资料，其中不少的可靠程度是颇令人怀疑的，所以他的有关文章一发表，辩正的文章就会接踵而来。这是否像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有点感情激动”了的缘故？
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也还有人在。以致冯雪峰的传记很难写，不断地横生枝节。
冯乃超生前向楼适夷说了一个故事：
80年代初，北京大学召开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座谈会。与会的不少是“左联”成员、久负盛名的老作家。冯乃超也在座。
一位老作家忽然记起了夏衍1957年的“爆炸性发言”，引经据典地说：“冯雪峰在重庆，一直住在叛徒姚蓬子家里，光凭这一点，就说明冯雪峰不是个好东西！”
冯乃超应声质问：“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这位老作家傻了眼，不得不语塞地承认：“不——知——道。”
冯乃超近乎训斥地说：“告诉你，我知道！这是董必武同志的主意，叫我负责的，我亲自陪他去的，是组织为了保护他。你不知道就不要瞎说！不知道还要瞎说，我就要出来说话了！”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元老，与冯雪峰不同宗，不同派。他之所以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说明他对纠缠文艺界几十年的宗派主义已极端厌恶。看来，文艺界绝大多数人，包括受害者和曾经加害于人者，都能正确地对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都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同志1960年春节向文艺界同志说的“忘掉过去，咸与更新”，是值得永远铭记在心的。
四
在批判冯雪峰的运动中，根据上面的安排，冯雪峰所工作生活过的、群众对他最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配合作战”，“主战场”安排在中国作协。有关对他的斗争部署，批判的内容，如何定性，如何办理手续等等，当时该社整风领导小组（除王任叔未及核实情况外）都不得而知。是人文社没有批判冯雪峰的力量吗？显然不是。当时，该社的职工中，有好几个是20年代的老党员，有活跃于“左联”时期的“左联”成员，有鲁迅生前的友好，有冯雪峰的老同事。这些干部，有的来自革命根据地，有的曾斗争在白区。在编辑队伍中，有全国著名的作家、理论家、诗人、学者和翻译家，当然还有工作在基层的办事员、公务员。这些人对冯雪峰的一生情况，可以充当活证人，可以说这个队伍的力量相当雄厚。然而他们却只能“配合作战”，只能奉命行事。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通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情况时，只是附带提到了冯雪峰的名字，并未给他扣任何帽子。这日早晨，社内有人听到了广播，来社上班时，就传开了。全社为之哗然，痛哭流涕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呆若木鸡者有之，痛斥传播消息为造谣惑众者有之。可是，当日《人民日报》证实了这并非谣言，而当日上午举行的社内大会还需大家对冯雪峰进行揭发批判。这样的会在社内共举行了八次。大多数会议是该社领导小组奉命安排的，有些会议则由文化部派出副部长级干部前来督阵。冯雪峰有时到会，大部分是缺席“审判”。
为了要给“主战场”的作协党组会议提供炮弹，该社奉命每次会都得给上级写出“情况反映”。从这些“情况反映”中，我们倒可看出冯雪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妨摘录在此（摘录时，已将人名略去）。当然这些材料有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上级的需要而写的，读者自可鉴别。
一、大吃一惊以后：
8月7日上午大会后，普遍的反映是大吃一惊。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呆立不语，少数人在早上听到广播，但以为听错。某某到社曾提起此事，同志们斥她造谣。而在大吃一惊之后，就各有各的反映。
1．恍然大悟，不足为奇
2．伤心落泪，感叹惋惜
有不少同志听到此事后，整个上午安不下心来。有些人甚至伤心落泪，有人感到冯平日在文艺界威望甚高，如何今日落到这般地步，实在为他惋惜。但伤心之人虽不少，却也有几种情况：
（1）与冯长期相识的人，如某某（群众）便哭了，某某某（党员）说：“……雪峰同志，我一贯很尊敬他。”讲到这里就哭了。而还有一些人像某某某（老编辑）等说，听到此事后的心情，宛若听到莫洛托夫小集团一事一样沉重伤心，久久不能凝神工作……
（2）另一些同志，如一编室的同志，还有一些青年也感到伤心，情感上一时扭不过来，追究起原因来是个人崇拜。某某某（群众）说，平日觉得鲁迅死后，就是雪峰，想不到如此；有些是由于雪峰平日的作风，貌似忠厚长者，朴实艰苦，但不认识他的本质；有些青年是盲目崇拜，如某某（团员）认为全中国只崇拜冯……
3．沉默不语
有一部分人在听到此事后一直不表示态度，还有些人，问他们，他们也不说，有些人只表示要看看事情发展。他们的态度是将信将疑：看看再说。
4．想不到，也想不通
某某某（团员）、某某、某某某等明确表示想不通。X说，如果真是如此，情感上也还斩不断。冯一向是为青年所热爱的，想不通。
这一“反映”材料是呈交上级整风（即反右）领导小组看的，他们需要侦察火力和自己队伍的实力，撰稿人理当投其所好，多反映一些能表现诸如此举深得民心，群众斗志如何旺盛之类的“正面”材料。但令人极为扫兴：这哪里像是在批斗冯雪峰，完全是在为他辩护、申冤，为他评功摆好，而且居然犯上点了周扬的名，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