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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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政协开会，周恩来和李维汉接见与会的委员们，周公与父亲握手时笑着问道：“老章啊，你还是那么自负吗？”“是别人看不起我，所以只好自负一些。”父亲也笑着回答。李维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谁也没有看不起你，是你自己要孤立你自己。”
　　在另一次会议中，巨赞法师拍着他的肩膀说：“章乃器啊，我看你的右派分子帽子可以拿下来了。”他风趣地回答：“这是别人强加在我头上的帽于，我是不认可的；对于我头上的这顶民主人士的帽子，我倒有点不耐烦了，准备丢掉了。”
　　某次政协组织到外地视察，同行者中有王枫、董竹君两位女委员。心直口快的王枫问他：“章先生，我们以前一直读你的文章，对你很钦佩的，可这一次，你怎么会当右派？”面对这有些唐突的提问，父亲显得很有涵养：“王大姐，再过十年，你就知道谁对谁错了。”
　　可是对有的故旧，父亲却一点不讲恕道。在一次政协小组会上，吴某某碰巧坐在他身旁，父亲吟诗一首相赠：“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钢筋铁骨在，冷眼对豺狼。”以两人间的历史恩怨而言，这首诗的分量当然不轻。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后，父亲已经作古，这位教授主动提出应给父亲平反，这也是应当记述一笔的。
　　1962年三四月间，父亲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交了两个提案，就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提出申诉，而彭德怀也在6月间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八万言的申诉书。虽然两人并无任何联系，但这种举动在当时被指为刮翻案风。有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提出劝告，但父亲表示：“‘惟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我相信事实，我无限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多受一些锻炼，但不能改变我对党的信任。我认为这一点的硬骨头是需要的，党绝不愿他的朋友是软骨头。”
　　1963年1月19日，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2月14日，民建中央致函全国政协，申明撤销章乃器作为该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其实在第三届政协名单上，他已非民建代表而是“特别邀请人士”）。据说，周恩来对开除会籍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一个人总要有个组织，你们把章乃器的会籍都开除了，将来怎么做他的工作？”3月7日，政协常委会决定撤销章乃器的政协委员职务。从此，父亲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政治上受到进一步打击的同时，父亲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反右后父亲的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十级，撤销政协委员职务后，改为发生活费150元，后经周恩来过问，才增加到200元。更有甚者，1957年的那场被人诬告的经济官司，又被用来作为政治上的打击手段，致使父亲在1964年底败诉。父亲在解放后收集了不少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并将约两千件精品无偿捐献给国家。此时法院又将剩余的两千五百件藏品查封清偿，并曾一度将他羁押。这宗令新中国法制蒙羞的旧案，至今尚未得到纠正。
　　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他作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在此期间，有关部门曾根据“来去自由”的原则征求他个人的意见，如愿出国，可提供方便。但父亲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爱国理想，才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回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不管个人境遇如何，绝不违背初衷。
　　不久，一场更大规模的浩劫席卷了全中国，父亲遭到更多的磨难，他的生命之火就在这场历时十年的长夜中耗尽，直至1977年5月13日与世长辞。1997年是先父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二十周年，历史的恩怨正随时光流逝，我深切怀念父亲和他的各位老同事、老朋友。回首四十年前的这场民族悲剧，加倍感到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民主与法制。
　　（选自《黄河》，1997年第6期）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作者：于光远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来到中央宣传部当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我是科学处处长，又成了他直接的部下，相处时间就长了，对他也就有了较深的了解。他在同科学处的同志接触时说，他认为党的科学工作比文艺工作更为重要，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不得不事实上更多地管文艺方面的事情，希望同志们对他有所谅解。
　　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方面的事情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而我作为中宣部的一个处长，虽然每次开部长办公会议我都列席，在会上对这些方面的事我也听到许多，但当时我认为文艺方面——特别在人事方面的事，太复杂了，实在听不清楚。心想反正自己不管文艺处的工作（文艺处处长是林默涵），也就不去仔细听，经常利用开会的时间做“副业”。有人把周扬描写成特别喜欢在政治上整人的人，我了解的周扬并不是这样的人。当然我对文艺界的事几乎完全无知。
　　关于胡风与周扬的关系，我所知道的只有30年代在上海的口号之争和鲁迅文章中所写的关于“四条汉子”那些话，其他一概不知。直到“胡适批判”之后，在中宣部里我又听到了还有一个“胡风批判”的事。关于胡风问题，开始，给我的印象是又一场学术批判，一场与文艺路线有关的学术批判。按说，既然是学术批判，同兼任理论、科学两处负责人的我，并非没有关系。如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事，就找到了我，我也就管过一阵子。可是对胡风批判，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任务，连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的话，部领导也一句没有对我说过。我本来就没有接触过文艺的事，情况不了解，乐得不闻不问。
　　1955年初我在部长办公会议上才听说胡风问题不简单，可能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活动。不久就公布了一批材料，《人民日报》发表这个材料时所加的编者按语中，把胡风等人定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公布了第二、第三批材料，编辑部加了注，还有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加的那些分量很重的按语。
　　那时有一段时间中宣部部长会议经常讨论胡风问题。在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件事上，部长是十分积极的。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我们多次听到，认定胡风等是反革命是党中央、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把问题提得那么尖锐，那么明确。那时毛泽东虽然没有署名（把它们作为毛泽东的著作正式发表是在《牦选》五卷出版时），但是不仅我们这些参加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的人，而且可以说许许多多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当时我认为，毛泽东这么说，必然会有充分的根据，没有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深思。
　　在反胡风的斗争中，周扬当然是主角之一，每次讨论他都发言。但我实在记不住他和别人在会上发言的内容，甚至可以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部长办公会议是那些熟悉情况、有意见可发表的人讨论的场合，他们之间早已有共同的信息为基础，不了解有关人和事的人，即使听了，仍然不懂。周扬也是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十人小组的成员，但组长不是他。而且这个小组的许多工作是公安部长在抓。周扬在部内一直被部长认为是“政治上不那么尖锐，带有书生气的人”，部长常常说周扬是“好人”（带有某种贬义的“好人”），说他把胡风和党的斗争，视作“文艺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不到“政治上的反革命”的高度。这样的话，我就是在部长办公会议上听到的。当然部长的话说得很温和，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听明白。对这种批评，周扬也从不辩护。当时我还听说毛泽东对周扬也有“政治上不尖锐”的批评。参加部长办公会议的还有一些处长，我请几位和我共同回忆了一下，问他们有没有同样的印象。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了一大篇，对胡风问题什么也没说清楚。我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好在胡风集团这个涉及到许多人的大冤假错案已经正式平反，而且有许多人写了文章。文章的作者有的是作了调查研究的，写的是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是自己亲身的经历。文中所写的周扬的言行，我想大都会是事实。事实是最雄辩的。我是个局外人，而且并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只是在中宣部期间给我留下的印象。
　　丁、陈事件对我来说与胡风事件有一点不同。丁玲和陈企霞这两个人我都认识。丁玲这个人和她被捕后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39年我一到延安就听人们讲得很多。后来，她的《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人们对她又特别议论了一阵子，但一直没有见过她。直到1946年我同她从张家口一起出发去桑乾河流域搞土改，算是相识了，不过不在一个村工作。建国后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她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艺处长，一起开过会，但没有交谈过，没留下什么印象，好的不好的都没有。我同陈企霞倒比较熟悉。1940年我在延安中央青委机关，他同我都是“轻骑队”的积极分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闲聊。我认为他有一个优点：看问题尖锐。我喜欢听他讲话，只是感到他说话似乎过于尖刻。1941年下半年他从中央青委调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当丁玲助手之后，我们再没有联系。
　　1955年提出“丁、陈反党集团”后，我有这样一个思想活动：从40年代起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反党”。这是个很重的罪名，但是我一直不懂得怎样的行为是反党，我觉得“反党”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连什么是“反党”也不清楚，却在中宣部办公会议上对丁、陈究竟在什么事情上“反了党”讨论来讨论去，我实在没有去认真听的兴趣。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虽然说得非常之多，我却越听越不明白。
　　在讨论丁、陈反党集团时，我听到又把丁玲和陈企霞的历史问题翻了出来。丁玲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连我这样对她的经历毫无所知的人，1939年一去延安就听人讲了很多。我想既然是老问题，想必组织上早审查过。建国初期她来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组织上一定审查清楚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一定不严重，否则不能让她担任党内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陈企霞也是延安整风中经过审查的，我不明白怎么一下子又成了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听说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有没有历史问题是个硬问题，查清楚就是了。当时部领导对这件事抓得很紧，我估计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一定做过什么指示。对这，我当时没有听到，我只是根据中宣部所开展的批判都有毛泽东的某种指示这个一般规律来判断的。我想对丁、陈也不会例外。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这么一段话：在1956年12月的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审查丁玲历史反党集团问题专门小组汇报之后，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文章认为周扬这么讲是不真实的，周扬这样解释令人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对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一点，我倒觉得并不“奇怪”。毛的讲话要不要人传达，不是周扬能做主的。过去的历次批判也不都传达。而且周扬讲的这件事我想陆定一是一定知道的。那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周扬讲这句话时陆定一在场，他没有说否认周扬的话，可以反证周扬讲的是实话。根据多年与周扬的交往，我相信周扬不会也不敢无中生有地把毛泽东没有说过的话歪曲成毛说过，周扬也不会当着陆定一的面说假话。周扬可以有这种错误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