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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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本卷为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文章专集。所收录的近三十篇文章集亲历性与史料性于一体，涵盖了党政机关、新闻出版界、文艺界、高校等社会领域，从不同的方面真实地展现了那场致使五十五万余人蒙受不白之冤的反右运动，为共和国保留了一段值得永远借鉴与反思的历史。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突然袭击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往事三章
命运偶记四题
脱胎换骨
文人拉车记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二流堂”奇冤大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萧也牧之死
清河农场
长夜漫漫
在风口上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铁帽压顶
九死一生（节录）
越是崎岖越坦平
风雨沉舟记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为冯雪峰带诬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盛世的灾难
回忆母亲丁玲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作者：谭天荣
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在这里，我想还我本来面目。
为了毛主席钦赐的“学生领袖”的头衔，我可没少吃苦头：在北大荒的草原上，在三余庄的葡萄园里，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
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找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这孩子的智商未必很高，但他对管教干部的倾向性的判断却准确无误。
在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记得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农民就这样在实践中贯彻“阶级斗争是个纲”这一最高指示。
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地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然而，今天我还是下决心将我这些年当“学生领袖”的经历写下来。
说起右派，你或许会想起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想起电影《牧马人》中的许灵均，或者想起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那个“找”。他们那些动人的故事，你或许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是学生中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你自然期待在这里看到更精彩的故事。很遗憾，我不得不使你失望，因为我在大墙内的经历一点也不精彩。
诚然，有一点我和罗群们是一样的，那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劳动。但是劳动和劳动不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如赶车、牧马、看水等等，在大墙内则是高人一等的劳动，如果说从事大田劳动的普通劳改犯是大墙内的平民，那么，他们就是大墙内的贵族，正是这些贵族成为“大墙文学”的宠儿。
大墙文学的作家们偏爱写贵族，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写小说离不开爱情，在大墙内，只有从事高人一等的劳动，才有机会接触异性，才会有动人的爱情故事。有了爱情故事，才会有家庭故事，受苦受难的妻子或丈夫，在歧视中长大的孩子，还有写不尽的悲欢离合。但是，对于一个从大学里被揪出来直接送进劳改农场的劳改犯或“教养分子”，年复一年地从事大田劳动，年复一年地春种、夏耕、秋收，再加上冬天挖土方，他“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误了”，你要作家为他写些什么呢？糟糕的是，我正是这样一个大墙内的平民。
诚然，我也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和罗群们相比，苦难更深重，历程更漫长。但是，这种苦难，这种历程，却并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的故事本应从且957年写起，但早在1956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为我的一生定下了基调。
当时我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年级的同学在自办的墙报上讨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问题。当时有三种意见，被戏称为三个“学派”，其中的一个“学派”就是我。不久，大家对这一问题厌倦了，我却继续钻牛角尖。以后的半年，大约是从1956年9月到1957年2月，我的智力活动达到废寝忘食的境地，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我都不曾经历过。每天早晨，脑子里翻江倒海，论据、推理、成段的文字和成串的数学公式涌现出来。常常要用一整天，才好不容易地把它们写在纸上。不久我得出结论：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并不违背因果律，它描写了一个特定的波动过程。
为了理解波动方程的提早解，先要考察波动过程的“时间反演”（即与原过程的时间顺序相反的过程）。比方说，将一块石头扔在水里，水面激起一个圆形的波纹，向外扩散。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电影，然后倒过来放映，银幕上的过程就由一个提早解来描写。
人们说：“银幕上的过程将是石头还没有下水就有了向外发散的波纹，这是违背因果律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因果倒置的现象，我们应该在解波动方程时放弃提早解。”
然而，银幕上的过程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先出现在银幕上的镜头是一个圆形的波纹向里会聚，当波纹会聚到中心时，一块石头从水中冒出，从此水面静止下来。诚然，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过程，但它并不违背因果律。当我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进时，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大吃一惊的事实。
20世纪物理学的主流是量子物理学，量子物理学的领袖叫玻尔，玻尔在1913年刚一出山就以“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著名论断威震物理学界。这一论断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其原始依据就是：“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相矛盾。”而我却发现这一原始依据不成立，原子的稳定性与经典电动力学并不矛盾。
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一发现对我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发现对我多么不合时宜。
也是在多事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斯大林问题”，接着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心迟眼钝，当时对于斯大林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只模模糊糊感到苏联的现状和宣传中的社会主义天堂略有差距。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对我触动不大。但我偏偏对苏联出现个人崇拜的原因感兴趣。那时我一方面通过政治课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皮毛，另一方面通过物理学的那一不合时宜的发现又领悟了辩证法的某些小技巧。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我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论点，例如，苏联出现个人崇拜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是由于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等等，都没有说在点子上。至于《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观点，我更不敢苟同。早在大鸣大放之前，我就给北大党委写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表达了我当时的观点：“斯大林的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则在于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不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全局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形而上学否定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
不久，北大开始了“大鸣大放”，我自然地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加了“帮助党整风”。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因此而“劳动”了二十二年。
我于1958年11月被收容“劳动教养”，1969年11月因“战备疏散”遣送回老家，一共劳动教养了十一年。
在劳动教养期间，我的劳动是一流的，夏天搞双抢，冬天打土方，春种秋收，我总在高效榜上名列前茅，遵守纪律也堪称模范，但我还是“反改造分子”。反改造的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1959年冬天，我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已经劳动了好几个月。这时，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天好时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抬冻土，打镐；一刮起“烟儿炮”，就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出不去了。这时队长也不常来管教我们，我想起在北大时曾试图推导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学书上的一个公式，后来却因故耽误了，现在反正没事，不妨试试。当时我还有一枝铅笔和一个小本子，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