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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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水雷及其他爆炸物，学习毒药学以及生存技巧。生存试验比预料的更为艰难，学员们必须学会使用弓箭和制作捕兽套，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技巧没有实用价值，因为教员事先告诉他们，落潮后在海滩的礁石缝是可以找到大鲍鱼——一种甲壳类软体动物，也叫“海耳朵”；而且，岛上随处都能找到奔跑的野山羊。这么一说，生存试验参加者们，确信自己能够稳稳地把体重保持在失重极限（10磅）以上。可是，他们一踏上卡特琳娜岛，就惊讶地发现，那里很难找到野山羊的踪影。有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终于逮住了一头山羊，但结果被两名教员没收了。学员们只得垂头丧气地蹚水去礁石那儿捕捉鲍鱼，然后燃起篝火烧烤。这种甲壳动物虽然十分难吃，但他们顶风冒雨围在摇曳不定的篝火边，靠它还是熬过两天。体重最多的失去了5磅。
　　在下一个训练项目里，他们领到便衣，并分成小队，奉命携带一部便携式电台潜入墨西哥，把一则密码消息发回总部。他们每人只得到一张5美元面额的钞票，不准带任何身份证。亨特的小队轻而易举地潜入了墨西哥，从蒂华纳肮脏的旅店房间里把消息发了回来，使他们犯难的是没有钱怎么回美国？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人都给在美国的几个朋友打了对方付费的电话，请对方向他们在旅馆登记的化名电汇10美元。亨特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太帮忙，但是最终他还是和同伴们一样弄到了足够的钱。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把电台带回去。然而，最后这个问题几乎不费周折就解决了，墨西哥海关官员心照不宣地给他们放了行。
　　（图片电台、发报机）
　　亨特在中国进行跳伞训练之后，开展了许多反日活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他自愿到华东的南京营救盟军的战俘。
　　巴黎姻缘
　　他回到美国后就去好莱坞编剧，不幸的是他的剧本没什么销路。他沮丧地回到纽约后却交上了好运。他创作的《比未尼之行》，于1948年出版。这本书以加勒比海为背景，是他当时最为成功的一部惊险小说，华纳兄弟公司购买了它的电影版权。
　　此后，亨特收入丰厚，生活舒适。他常常在乡村俱乐部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秋天去打雉鸡，到了冬天则去佛蒙特滑雪。1948年春，他萌发了重返欧洲的念头。他通过他的父亲，结识了杜鲁门总统授权负责欧洲复兴计划的保尔·霍夫曼。霍夫曼答应替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亨特到巴黎后，爱上了埃弗雷尔·哈里曼大使的秘书多萝西·德·古蒂埃尔。她是一个美国公民，二次大战期间，她在瑞士为财政部的隐匿财产清查司工作，寻找纳粹藏在欧洲等地的财产。大战末期，多萝西在上海开设了财政部办事处。她曾担任过狄克·鲍威尔主演的电影《等到地球的末日来临》的技术顾问，那部电影描述的是财政部涉嫌国际毒品走私的故事。其后，她辞职离开财政部，嫁给了皮特·德·古蒂埃尔候爵，中华民国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后来，她离了婚。
　　在此期间，亨特仍然笔耕不辍。1948年出版了他的《小城陌生人》。此书的平装本销售不错，并荣获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奖。他重返好莱坞后，走红的惊险小说家身份抬高了他在影坛巨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剧本终于拍成了电影——但如今却早已经默默无闻了。这时候，亨特向多萝西求婚，多萝西应允了。但是，亨特的父母对这段姻缘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不了解她，而且她离过婚，还是一名天主教徒。亨特虽然深信他的双亲最终会接受这个儿媳，但是芥蒂仍然存在。结婚后他们没和长辈住在一起，在未尔布鲁克筑起了新巢。
　　亨特夫妇在佐治亚州的海岛上度蜜月的时候，一封电报命令亨特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报到。原来他被分派到美国政府新成立的秘密行动机构“政策协调处”工作。该处在欧洲的任务主要是力图消除共产党对劳工组织、新闻界以及青年学生运动的影响，资助亲西方的高层政治家的竞选活动。
　　随后亨特被派往墨西哥继续从事反共活动。亨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墨西哥城。1952年秋他们又添了第二个孩子。亨特仍不停地创作惊险小说，但他的稿子往往要先经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审阅后，才能送往出版社。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通知，必须定期做标准测流仪的测流试验。测试目的在于考察特工人员在性生活、金钱及海外关系方面的行为。测试不合格的人就会被CIA开除。
　　“潜入”行动
　　从中央情报局窃听共产党国家驻墨西哥使馆的惯用伎俩中，亨特得到了日后夜盗水门大楼的丰富经验。危地马拉驻墨西哥大使馆就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幢公寓大楼里，亨特从使馆三楼办公室的前窗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对较为重要的使馆官员实施昼夜24小时监视之后，亨特得到中央情报局撬保险箱小组的协助，拟定了一个他称为“潜入”的行动日期。中央情报局租下危地马拉使馆办公室的上一层楼面，然后设置监听哨，搭线窃听来往电话，绘制办公室的平面图。摸清了保险箱的位置，并搞到了保险箱的钥匙孔印模。亨特协助中央情报局特工收买了使馆的清洁女工，迅速复制了那个女工拥有的一把使馆后门钥匙。
　　（图片保险柜、突出密码锁）
　　“潜入”行动定在星期五夜里。使馆内的每一个人离开使馆之后均被跟踪到家，处于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行动小组凭借各种各样的监视仪器，可以准确了解全部工作人员离开使馆的时间。在晚上11点钟，一切就绪之后，一个电话打到危地马拉大使馆，无人来接电话，这就是开始“潜入”行动的暗号。“潜入”行动小组先行出发，亨特仍留在美国使馆办公室里，通过窃听器倾听他们的一举一动。“潜入”小组用不透明的黑布遮住使馆窗户，以防有人在外面发现手电光。然后开始研究保险箱。而使馆地下室里，值班人正沉醉在打牌和品味舌兰酒的快乐之中——亨特的新朋友，一个月前结识的一名间谍，输得十分大方。
　　这时，“潜入”小组复制了一把保险箱钥匙，随后先在锁眼孔内安上一架潜听扩音器，检查是否有定时锁的嘀嗒声以及隐藏的触发炸弹。当保险箱被打开后，他们先拍下一张立即成像的照片，以便翻拍完文件后能够使全部东西物归原处。泛光灯接通了使馆的电力系统，特制照相机把保险箱里的全部文件都翻拍了下来。之后，“盗贼”们把东西一一放回原处，收拾干净后取下遮光黑布，撤离了现场。
　　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拂晓时分，“潜入”行动小组已乘飞机到了达拉斯，更换身份证后回到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各个部门检查完他们翻拍来的材料后，把已被危地马拉大使馆“腐蚀”的墨西哥人的名单，以及将成为使馆“腐蚀”目标的墨西哥要人的名单，一起送往中央情报局驻墨西哥城情报站。文件中还有大使所作的关于在墨西哥搜集枪支弹药情况的详细笔记，关于大使和苏联使馆接触的一份情况说明，以及大使正在分析研究的美国使馆高级官员的简况。
　　在杜勒斯麾下
　　亨特的下一个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内处理巴尔干事务。他认识了当时中央情报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此人和王室很熟，且与希腊情报机关首脑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中央情报局特工常常穿过希腊北部边境进入保加利亚，空中行动也往往是从希腊机场起飞，而后进入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巴尔干国家。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所有行动均由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共同合作，因为中央情报局认为英国方面在阿尔巴尼亚的经验比较丰富。从流亡的索古国王的贴身保镖中吸收的阿尔巴尼亚间谍，在西德受训之后，大都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滨的巴黎乘飞机返回本国。然而飞机频繁失事，中央情报局对此疑心越来越重。有一次，一个阿尔巴尼亚特工小组发出信号，请求运回一名受伤的组员。中央情报局决定把这个任务和空投传单一并执行。指定的会合地点是在一个峡谷里。当来接应的飞机到距离地面只有五六十英尺高度的时候，突然遭到西侧轻重武器的袭击。已经打开了舱门的飞机尽管被火力击中，但还是侥幸逃了回来，在巴黎机场强行着陆。
　　（图片飞行中的飞机）
　　1953年，艾伦·杜勒斯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把亨特派到危地马拉，协助推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已晋升为宣传计划和政治行动处处长的亨特得到指示后，把危地马拉计划置于其他所有秘密行动之上，优先执行。这个行动计划，是指中央情报局打算在西半球分支机构中建立一支半自动化的特工队伍。这支队伍拥有自己的经费和联络中心，以及不需中央情报局高层人物的关照，就能够运转起来的一条指挥链。亨特肩负的使命，就是效法成功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基姆·罗斯福。后者兵不血刃就推翻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莫萨德。他采取从心理上影响政府和百姓的手段，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出其不意地动用了武力。
　　在警告过危地马拉市市民之后，美国飞机俯冲投下了无害的烟幕弹。中央情报局还在附近的洪都拉斯市，使用一台大功率发射机，干扰危地马拉的国家电台，企图割断人民和军政府之间的联系。一股亲美的反政府武装在卡斯蒂略·阿马斯的领导下，率先发起了陆路进攻，占领了危地马拉市，生擒政治领袖阿本兹及其追随者。倒霉的是在这次行动中，一艘正在巴里奥斯港卸货的英国船，被错误地当作一艘驶往危地马拉的捷克军火运输船而遭轰炸，结果这艘船葬身海底。
　　白宫的密令
　　1956年夏天，亨特当上中央情报局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情报站站长。杜勒斯于猪湾事件之后“退休”，1961年末理查德·赫尔姆斯继任局长之职。此时亨特已有望成为驻马德里情报站副站长。他精通西班牙语，一直想去西班牙，然而他却没有考虑到他和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伍德沃德之间的矛盾。伍得沃德一直认为亨特在蒙得维亚的表现过于活跃。伍得沃德利用他的权力拒绝接纳他，亨特只得放弃了这一打算。1964年夏，正当共和、民主两党都确定了各自的总统候选人之际，亨特被邀参加更为微妙的秘密行动，他不由喜上眉梢。亨特接到了民主党斯坦利·盖因斯的“密令”，要他“激发外勤人员的创造力”，获取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沃特的竞选总部内的情报。他得到消息，约翰逊总统本人对进一步查明戈德沃特的竞选计划很有兴趣。结果，中央情报局特工常常以各种名义，从戈德沃特的总部内偷出新闻材料、论文和演讲提纲，直接送往白宫。亨特透露是白宫班底里的中央情报局军官查斯特·顾勃收下了材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亨特说他本人是拥护戈德沃特的选民，他认为他之所以同意部下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同党，而是看作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职业军官，他的职责就是服从当权者的任务命令”。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披露白宫利用特工人员对付‘内部集团’的秘密。我觉得很苦恼。”亨特承认，即使在1970年他退出中央情报局以后，他还是不改“长期职业生涯养成的毫不迟疑地接受任何我相信是白宫签发的命令的习惯”。
　　美国式的“007”
　　1964年秋，“新美国丛书”主编维克特·韦伯莱特建议亨特写一套美国式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由他的出版社出版。亨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赫尔姆斯。赫尔姆斯认为，如果塑造的是一个深得人心、一贯维护国家利益、为情报机关树立勇敢无畏形象的纯美国式英雄人物，那中央情报局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益处。他本人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的小说，因为它的情节神乎其神。他认为007系列小说与间谍世界的关系，正如西部电影与古老的西部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他同时也很喜欢亨特的小说。亨特那时仍笔耕不辍。赫尔姆斯不是惟一鼓励作家粉饰中央情报局形象的人。艾伦·杜勒斯就曾经向作家们提供情节构思，因为他相信虽然情报机关不能公开它的成就，但是作家能够帮助它赢得人心。
　　赫尔姆斯和许多英国谍报军官一样讨厌约翰·勒卡雷的《冷战谍魂》。他认为那本小说的笔触悲观厌世、辛辣刻薄。他也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害怕勒卡雷的背叛主题，因为它会动摇谍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信任基础。赫尔姆斯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于自己人还是很有情有义的。赫尔姆斯答应亨特，他将和副局长汤姆·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