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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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图片一张战前秩序混乱的照片）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一套他不真有资格穿的制服，显得英俊潇洒。宾厄姆曾这么评价他：
（图片布莱尼姆宫的图片）
奈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他喜欢动脑筋，想办法，点子多。我们都愿意铁心跟着他。当炸弹倾泻而下时，他像母鸡爱护小鸡那样，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尽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不一。
在占领区
宾厄姆拿着400英镑的年薪（不用付税，因为军情五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在奈特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作为一名情报官去了德国的汉诺威。他的任务是调查数百名值得怀疑的难民，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悠，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对汉诺威的最初印象生动地描绘在他的日记中：
一幅灰蒙蒙的凄凉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碎石破瓦堆积如山。一切都是灰濛濛的……
许多大楼的窗户都已没有了玻璃，炸弹炸裂了屋墙。幸存的住宅从屋内伸出一截临时用的烟囱，以此证明里面有人居住着。
（图片城市废墟）
宾厄姆注意到，过路人都用茫然若失的目光盯着他，里面没有仇恨，也没有好奇。假如他同他们说话，他们会用一种绝无个性色彩的方式，礼貌而又诚恳地作出反应。有些男子穿着破旧的德军制服；有些女人穿着用撕下来的纳粹旗帜做成的红裙子，给人一种哀婉凄楚的感觉。商店里食品少得可怜，而棉布、缝针、梳子、剪刀等已绝迹。火柴每月配给一盒。外衣大多是用染过色的旧军毯改做而成的。煤已停止配给。至于对军政府的态度，人们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既充满了怨恨，又流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无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宾厄姆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为了研究各种公文忙到凌晨3点，其中包括许多涉及俄国占领区的情况和被莫斯科当局怀疑在向英国或美国传递情报的人的命运问题。俄国人逼迫对象“开口”的方法之一，是臭名昭著的“瓦瑟尔卡策尔”法，即在冬天，每隔十分钟往受害者赤裸的身体上浇冰冷的水。这种折磨要持续2至14小时，直到身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为止。开始宾厄姆认为，俄国情报机构在监视英国占领区方面已快智穷才尽了，因为在那儿没发生任何与他们有丝毫利害冲突的事。后来宾厄姆发现，俄国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于是他想会不会是他们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演习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在俄国人的眼里“安全工作与谍报活动是生活的本质内容。”现在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审讯
受到宾厄姆审问的俄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弗洛连斯基的人。他被德国人逮捕后，与其他囚犯一起接受强制劳动。当德军溃退时，他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儿他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捷克人明确指出，不强迫俄国前战俘回国。毫无疑问，他根本不想回去，他甚至非常放心地考虑起婚事来。他是个军官，这是他后来告诉宾厄姆的。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业。他在捷克警察局就是这么登记的。可不久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俄国战俘必须回国。这是不祥的征兆。出于求生的本能，弗洛连斯基抛弃了新生活，先逃入美国占领区，然后又躲入英国占领区。在汉诺威，他去了市政厅，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怀着天真的自信申办身份证，申领配给卡，并反复说明，他想在汉诺威工作和生活。然而他立刻被逮捕了。
占领区当局给宾厄姆的指示是明确的：
1941年6月22日起成为俄国武装部队一员的俄国俘虏，如果尚未正式释放，将移交给经办部门，由他们负责遣返工作。
宾厄姆问弗洛连斯基，被遣返回国的俄国战俘将得到什么待遇。他答道，他们连同自己的家属都将受到迫害，因为俄国人推行着这样一条路线：任何投降的士兵都是叛徒，将被“发配”许多年。至于那些明确表态不愿回国的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糟。弗洛连斯基对宾厄姆说，他会遭枪杀的。听了这话，宾厄姆感到毛骨悚然。
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图片前苏联劳改营）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