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痛史-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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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朝会开始，老张就让士兵牵出数十头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其钱肉色鲜亮，光润精致，颜色不减赤金。
张献忠对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却好得不得了。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由于上献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张献忠看着新奇，大喜之下，下令把二人尊养起来，日日带在身边当顾问。这二人有幸活着，日后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张献忠残酷杀人的真实“客观”记载（国人一般总是不信自己人的记载，对外国人很相信）。
由于统治残暴，川地郡县人民纷纷反抗。当然，这与大环境很有关系，李自成败亡，南明政权建立，人心所向，皆痛恨张献忠，各地人民相继而起袭击“大西”官兵。
大怒之下，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军兵无不搜及，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兵士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
张献忠军队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部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大西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在蜀王府，张献忠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祀一个人像，公侯品服，真人皮，内实金玉。他询问蜀宫宦者，才知这是明初大将蓝玉的人皮。当时，朱元璋剥其皮后，全国巡回展示，自云南过蜀，由于当时的蜀王是蓝玉女婿，就把老丈人的人皮留下，暗中供奉起来。
张献忠闻此，灵感大发，顿发剥皮之兴。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下阻劝，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很“虚心”接受意见，自己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郊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
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若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巧杀之余，群杀之余，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大西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大西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粗中有细，心思极其缜密。大西军每剿一城，皆大兵合围四方，至次日早晨方，边进边杀，务必一人不留。剿毕，扒草寻穴，细搜数日才能回去复命。如有此城漏网逃脱者在别的州城发现，搜剿此城的领兵官就会遭剥皮之刑。
杀人之外，大西军必尽焚庐舍。未尽残木，也要归拢成堆后烧成灰烬。实在有巨大的石雕殿柱烧不了，就用丝绸等物浸满油裹之数层，举火烧之，最终崩坏才放心。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杀之不能计功，他们就将其弃于道旁，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其本性喜好朋友欢宴，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老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他还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嚎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均先后被斩杀，死状甚惨。
两个太阳照南明（10）
虎毒不食子，张献忠连自己儿子也杀。他本人还有一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迁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张献忠
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
当时，成都居民数十万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遍杀遍喊：“杀！杀！杀！”军兵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由于从各地及蜀中所掠金银太多带不走，张献忠发数千人为工匠，先掘锦江使之改道，然后在河床上凿洞，垫青石成穴，尽埋金宝银块于其中，大概有数千万两之巨。然后，他尽杀工人，让兵士再使锦江回流，财宝就埋在水流之下，名之为“锢金”。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
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杀了几轮过后，张献忠派人点数，回报说四路军还有六七万人。老张大怒：“老子哪里用这么多人，只需劲旅三千，即可横行天下！”于是他严督手下将领再杀。“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数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己，人不自保，莫可如何。”（《蜀警录》）。
至西充时，大西军中的昔日投降官兵、被掠平民以及新兵均已被杀殆尽，几十万军兵及家属都被“自己人”杀了，惟余归兵宿将而已。
除张献忠外，蜀中“摇黄十三家”做事与其相类。这些“摇黄贼”更坏的是，他们杀人以戏乐为主，论惨虐程度，更甚于张献忠。张献忠军法酷严，其部下是因畏生惧，不得不执行命令，并发生过其手下几个将领不忍尽杀人民而自尽的情况。
张献忠带着几万兵，攻克顺庆（今南充）城，屠杀居民十余万。自从杀自己人以来，张献忠手下多有逃亡者，有时候整营数千人一哄而散，他也不是太在意。
一夜，张献忠宿于营中，有一鼠窜入其被窝内，惹得他大怒，满帐篷举剑剁鼠，竟不得中。暴怒之下，他下令士兵转天每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逮不着的就杀头抵数。结果，军兵连夜毁屋穿壁，敲仓熏房，转天一大早，辕门处鼠尸堆积成山。
此时的张献忠，想全弃四川，准备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义子孙可望等人讲：“朕得蜀两年，蜀民不附。如回陕得长安，雄视中原，自可图大事。”但他到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兵士四处伐木造船，声言要攻南京。
此举，或许是声东击西，或许是凶狂发狠，或者是穷途绝路无目的瞎折腾，反正张献忠最后的几个月躁狂至极，只有杀人时他才稍感平静。
张献忠这个人，如此残忍好杀，惨绝人寰，为此，明清笔记以及一般的史料中，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天煞星”，似乎他就是个天生的魔王转世。其实，仔细推究，此人也不过是个狡黠的凡人而已。
在四川的最后日子里，深恐部下反叛，他常常趁人众之时，取出怀中一个黑皮小册子，看似阎王簿，喃喃自语：“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以这种小伎俩，来震吓属下。
但是，在与亲信的谈话中，确确实实暴露了张献忠这个人的狭隘胸怀和他杀人的真正动机：
一日，张献忠喝酒，沉默半天，对几个义子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现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往南京作绒货客人，做买卖赚钱过活！”
有人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解散众兵亦可，何必要把人都杀掉呢？”
张献忠回答：“我面有刀痕，不把这些人杀掉，恐怕日后有人认出我。”
众人无言，显而易见，其谋之拙，其智之低，大家都心知其下场必败无疑。
势随权生，权依势涨，张献忠当时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又能先发制人杀人，所以，众人没有敢劝他的。
1647年年初，先前投降清军的川将刘进忠熟门熟路，带着清军在川地追踪张献忠。
清军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扎营，他即刻派鳌拜和准塔两员满将为前锋，在刘进忠带领下，急行三百里，直扑张献忠。
当时，张献忠手下还有近十万人，根本不知道清军在附近。有小校仓皇来报，说“鞑子来了”，张献忠很气，上前一刀就砍死了报信人，怒言道：“胡说八道，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
不久，又有哨探来报，张献忠复杀之。
他不披甲，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大营四处张望，走了几十米，来到太阳溪边。
两个太阳照南明（11）
刘进忠瞧见张献忠，对满将说：“这就是张献忠！”
清军中闪出一神箭手，顺手就给了张献忠一箭，正中其左乳。
张献忠大叫一声，倒地翻滚，痛极而亡。
其手下见状，立刻跑回大营，高叫“大王死了！”全营大崩。清军进攻，大西军数万人被杀，仅官校被斩首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马匹辎重尽为清军所得。
张献忠手下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人率残兵奔逃，经重庆、遵义入云南，后来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名义下的将领。
孙可望后来降清，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却成为南明耿耿忠臣，与清军一直奋战到死。历史的出其不意，使得后人充满遐思与猜想。
李定国之所最后能“尽忠报国”，正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的文人金公趾常为他讲说《三国演义》，此人常把孙可望比喻为董卓、曹操，以李定国比为诸葛亮，激发他忠义报国之心。李定国感动：“诸葛亮不敢自比，能学关、张、姜维三人报国，已经足够！”最终他百折不回，直至最终病死，仍忠于大明王朝。
张献忠本人也爱听书，目的在于从《三国》、《水浒》中学兵法、学战略。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力量确实巨大。
乌鸡妄想变凤凰
——沙定洲的“云南王”之路
北京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顿时呈现岌岌可危之势。
在云南，沐氏家族当然要面对各地土司的挑战和反叛。民间演义之中，说起明朝的云南沐氏，总冠以“云南王”什么的加以渲染。其实，沐氏家族从沐英起，一直是公爵，而且是“黔国公”（并非滇国公），只有几个人是死后追封为王爵。不过，从实际上讲，沐氏世代为明朝统守云南，确实和“云南王”也差不太多。
北京的明政权瓦解，本来就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地方土司们再也不安分，蠢蠢欲动。在云南，时任黔国公的沐天波承爵十多年，经验不是很多，他当时并不怕李自成余部或清军，这两方势力相隔太远，不可能对云南有什么大动作。迫在眉睫的威胁，来自邻近的张献忠。为防止张献忠的大西军从蜀地入滇，沐天波加紧支派人手布防。其实，张献忠活着的时候，基本上罕有入滇的打算。
属于沐天波辖下的李大贽；统领一部明军驻守会川，同周围土司广发磨擦。而引发土司造反的最大原因，在于沐天波为增饷而敛财，向当地土司增收盐税。
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见明朝北京政权已亡，而沐天波还增派苛捐杂税，大怒，散布说：“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国公！”于是，他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