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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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最后通牒，对她是完全无效的。此后好几天，保润没等到她的人影。
保润倒是见过柳生。他从祖父的病房看见柳生骑着自行车往女病区的方向去，像是看见了罪人，也像是遇到了救星，他下楼去追柳生，跑到楼下又站住了，见到柳生说什么呢？事情过去了，柳生的错，他已经谅解了，仙女的错，他不知道如何评判。他是爱面子的人，与柳生谈论仙女，谈论的是羞辱，与柳生谈论那八十块钱，谈论的是小气与猥琐，干脆，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了。
他心情不好，对待祖父的态度便粗暴了许多。一连几天，他带祖父出去散步，为祖父绑的都是法制结。法制结不舒服，祖父对此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仅反抗，嘴里还嚷嚷，我不要法制结，我要民主结！祖父的抗议惊动了九号病房的病友，他们过来围观，都认为法制结太可怕了，它适用于死刑犯，对老迈体弱的祖父并不公平。病友们纷纷为祖父求情，按照各自的美学趣味向保润提出建议，有的倾向梅花结，有的倾向菠萝结，还有人以为民主结捆起来很容易，径直过来争夺保润的绳子，试图在祖父身上亲手尝试一把。保润好不容易驱散了那些病人，迁怒于祖父，竟然把祖父捆绑在铁床架子上了。他把一只痰盂踢到祖父的脚边，说，要小便小到痰盂里，今天自己伺候自己，我要出去买东西。祖父说，又要乱花钱，你到底去买什么东西？他梗着脖子想了想，说，买一把刀！
他骑车来到井亭医院的门口，看见灰白色的公路寂寥地躺在原野上，没有汽车，没有行人，只有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风卷着，在公路上飘飘停停。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比那个塑料袋还要茫然，要买一把什么样的刀？去哪儿买刀？买了刀干什么？其实他没想过。他只是想出去散散心。到哪儿去散心？这才是一个问题。他没有知心的朋友，也没有特别的爱好，其实他无处可去。他在宣传橱窗边停留了一会儿，推起自行车，在井亭医院愤愤地走，依稀觉得前面有一双绿色的旱冰鞋，正以S形的路线滑行，戏弄他，或者激怒他。经过小树林，空气中飘来一股农药刺鼻的气味，他看见了老花匠。老花匠身上背了个喷雾器，正忙着给几棵果树打农药。
他把自行车停在一棵桃树下，朝老花匠喂了一声，然后就抱着胳膊斜着眼睛，用问责的眼神打量着老花匠。老花匠听见了他特殊的问候，他认得保润，问，今天怎么是你一个人，你爷爷呢？保润摇了摇头，表示他没有兴趣拉家常。老花匠说，今天你爷爷犯错误了，关他禁闭了？保润鼻孔里哼了一声，说，我爷爷犯的是小错误，有人犯了大错误。老花匠不懂他复杂的暗示，露出黄牙嘿嘿一笑，随后表达了一份迟到的谢意，小伙子谢谢你啊，多亏你的绳子厉害，今年你爷爷很安分，我的花草树木也都安分了，去年春天你爷爷到处乱挖，可把我忙死了。老花匠的热情寒暄，被保润视为一种心虚的表现，他适时地发难，对老花匠嚷嚷起来，你呜噜呜噜的说什么呢？话都说不清楚，还来跟我玩虚情假意？老花匠惊愕地看着保润，小伙子，我说话你听不清楚，你说话我也听不清楚啊，什么叫虚情假意？保润说，你孙女欠我钱，你真的不知道？你谢我谢个屁，让她来见我，让她来还钱，我谢谢你行不行？
老花匠或许听说过保润上门要债的事，他眨巴着眼睛观察保润，利用对方的愤怒，对真相进行了核实。核实很快有了结果，老花匠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家仙女不懂事，从小任性惯了，你别跟她计较。老花匠开始掏裤子的口袋，掏出一个纸包，小心地打开来，数出六块钱来，往保润的手上送。老花匠说，这里是六块钱了，还差两块钱，下次一定还给你。
保润大约愣怔了两秒钟。你幽默啊，你他妈的太幽默了！他这么重复着口头禅，忽然拍掉老花匠的纸包，朝他大吼起来，不是八块钱，是八十块钱，你上她的当了！
老花匠这次被惊着了，他似乎无法相信，债务双方嘴里的金额，存在着如此巨大的落差。老花匠的眼睛直直地瞪着保润，思考了好一会儿，最初的惶恐渐渐变成轻蔑，其后，那目光里只剩下谴责之意了。小伙子，做人要正派，说话要凭良心，仙女是我养大的，我还不知道她？她从小穷惯的，八块钱都没有过，你敢借她八十，她都不敢拿你四十啊。
保润的面孔涨得通红，因为急于脱离困境，也因为急于揭穿仙女的真面目，他愤怒的陈述夹杂着大量的人身攻击，你真以为你孙女是个仙女？她是什么仙女？下贱透顶！她是一个诈骗犯，阴谋家！你瞪着我干什么？老子从来不说谎！你去工人文化宫问问，一双旱冰鞋的押金，是八块，还是八十块？
老花匠表情凛然，目光里燃起了怒火，什么叫下贱？什么叫诈骗犯？小伙子，你说话嘴巴干净一点。我不懂什么旱冰鞋湿冰鞋的，我不去什么工人文化宫，要去就去派出所，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八块还是八十块，你们两个人，到底谁是诈骗犯，我去派出所，问个清楚！
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正义，正义与正义之间，恰好充满敌意，就这样，一次难得的谈判不欢而散了。
老花匠背着喷雾器向着树林深处去，似乎有意躲避一个不知羞耻的恶棍。保润追进了树林，不知道自己是要继续申辩，还是要继续索债。从老花匠那里要回八十块钱，似乎是不可能的了。老人身上的工作服有盐化的一圈圈汗渍，头上的旧草帽起码用了十年以上，帽檐上印着一排曾经流行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老人转过身去打药水，裤裆处露出一条裂口，隐约可见里面的花布裤衩，他脚上的一双解放鞋估计产自七十年代，每只鞋头上都绽开一个洞，露出枯黄的大脚拇指。
树林里弥漫着农药酸溜溜的刺鼻的气味，很多无名的昆虫簌簌地逃离了树枝和叶子。保润吸紧鼻子，挥手驱赶着空中的飞虫，有好几次，他想缓和气氛，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斜眼看着树梢，发出了一声模糊的指向不明的威胁，好，好，你等着。老花匠注意到保润尾随着他，厌恶的眼神里多出了一丝戒备，小伙子，你跟着我干什么？是不是捆人捆惯了，要捆我？保润反问道，捆你？捆你有什么用？老花匠不说话，举起喷雾器对着保润这边喷了一下，往前走一步，又喷一下，两次动作连贯地看，应该是一个警告：你有绳子我有农药，这农药有毒，你离我远一点好。保润冷笑一声，迎着农药的气雾走过去，走到一棵老柏树下，有一只白头翁从树上扑簌簌地飞起来，他目送鸟影远去，忽然意识到与老花匠的纠缠毫无意义，于是他站住了，我跟你这个老家伙啰嗦什么？他抬起腿朝老柏树的树干踹了一脚，说，回去告诉你孙女，我们走着瞧！
第12章 家
天还没黑透，保润家的门口便亮起了霓虹灯的灯光。
或者这么说，天还没黑透，马师傅的店铺外面便亮起了霓虹灯的灯光。这是香椿树街历史上第一家精品时装店，准备赶在五一劳动节开张，店面装修紧锣密鼓，灯光已在调试中了。
绚烂的彩色光源照耀着小半条香椿树街，吸引了很多街坊邻居。不知是哪个性急的亲朋好友，早早送来一只大花篮，花篮摆在台阶上，红色绢带被固定了，开张大吉。恭喜发财。两排祝福特别醒目。有过路人从自行车上下来祝贺马师傅，有人甚至中途离开餐桌，端着饭碗跑到店堂来参观。时装店的面积虽然不大，却尽最大可能浓缩了时代的奢华，堪称时尚典范。墙纸是金色的，地砖是银色的，屏风是彩色玻璃的，柜子是不锈钢的，吊灯是人造水晶的，它们罗列在一起，发出炫目的竞争性的光芒。从福建广东与浙江定制的大批服装还在路上，金发碧眼的塑料模特已经提前站立在花丛中，赤膊上阵，随时愿意为主人的创业梦效劳。街坊邻居从时装店出来，都觉得心情复杂，马师傅用他的财富，如此轻易地改写了香椿树街的历史，寒酸破败的香椿树街，落后守旧的香椿树街，从此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是马师傅的功劳，也是金钱的功劳。很多人由衷地称赞马师傅的大手笔，老马，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啊？才几天功夫，老疯子的破房间给你搞成了小香港！还有人向马师傅表达了自己的悔意，说，我就是胆小啊，要是前年跟你辞职下海就好了，我要是发了，就在隔壁开一家卡拉OK，街坊邻居都来唱歌，免费！
也有个别邻居的心态不是那么健康，比如王德基，他背着手来看热闹，半句祝贺的话也不说，眼神里都是妒意，这也罢了，马师傅不便赶他，没想到王德基后来像一只壁虎似的，贴墙而立，竖起耳朵倾听着什么。马师傅忍不住地提醒他，王师傅你要听什么？我这儿开服装店，不是北京的回音壁啊。王德基回过神来，用手指叩了一下金色的墙纸，居然问，疯老头是不是死了？他是不是死在井亭医院了？马师傅没好气了，说，你去隔壁问！我这里生意还没开张，拜托你嘴里说点吉利话行吗？
无论祖父是死是活，他曾经的房间，已经属于马师傅，一切都与祖父无关了。关于祖父的近况，香椿树街上大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说他已经在井亭医院卧床不起，死期迫近，再也回不了家了，这传言的源头来自保润的母亲，经过左邻右舍的大力传播，属于主旋律。还有一种版本听起来像谣言，说疯老头已经挖到了祖先的尸骨，人已返魂，他在井亭医院天天闹着要回家，是家里人不准他回来了，小辈贪财，把疯老头的房间换成人民币了。
保润驻守井亭医院，不知家里的变化日新月异。那天他被父亲替换回家，骑车到了家门口，一时不敢下车了。祖父的房间似乎被某个怪兽一口吞噬，消失不见了，临街的窗户与墙体经过扩张改造，变成了豪华的玻璃移门，移门里侧，是花花绿绿的时装森林。一个黑暗而衰败的世界被精心粉饰，旧貌换新颜，却是别人的世界了。保润推着自行车，站在家门口发愣，想起去年国庆节祖父闹着要回家，他许诺祖父春节带他回家。春节的时候祖父几次三番往井亭医院的大门闯，他又继续向祖父许诺，说看你这个春天表现好不好，表现好了，五一就带你回家。平心而论，这个春天祖父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保润的许诺再次成为空头支票，五一节就要来临，祖父的房间，已经是别人的时装店了。
保润不清楚父母与马师傅签的合约细节，他没有想到，连大门洞也割让一半给了时装店。原先的两扇黑漆木门只剩下了半幅，门洞后面形成了一条莫名其妙的夹弄，很黑，很窄。保润小心地扛着自行车通过夹弄，心里憋闷，嘴里大声叫起母亲的名字，粟宝珍，恭喜你，明年就成万元户了！
厨房里响起锅盖落地的声音，母亲在煤气灶边回应道，你讽刺谁呢？我们老了，钱也带不到火葬场，腾房子挣点钱，都是为了谁？我们要当万元户，都是为了谁啊？你这孩子，是吃粮食长大的？
他没有反对过父母的发家致富之路，但一切付诸现实之后，他发现了那条道路的泥泞之处，有点下贱，有点冷酷。这个家割让之后，局促了许多，也陌生了许多，屋檐下卑微而贫贱的气息愈加浓重了。保润有点厌恶这个家。厌恶七十年代的家具，厌恶潮湿的墙泥斑驳的墙壁，厌恶昏暗的十五瓦白炽灯，甚至厌恶桌上的青边大碗。母亲把晚餐端上餐桌，他斜着眼睛说，都成万元户了，还用这破碗？还吃油渣炒白菜？给我钱，我去买点卤牛肉来吃！
母亲看他更不顺眼。他从母亲的铁盒子里拿过钱，这个事实无法掩盖。晚餐过后，母亲来问他那八十元钱的下落，他心虚，轻描淡写地说，算我借你的行不行？不就是八十块吗？看你那样子，像是天塌下来了。母亲追问他，你是不是交了女朋友，约会花掉的钱？他不说话，鼻孔里发出一声莫名的冷笑。这样的态度让母亲觉得可疑，盘问便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尖锐了，你哑巴了？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去了？去赌了，还是去嫖了？他一下子恼了，大叫道，我天天伺候爷爷，上哪儿赌，上哪儿嫖？你们不是有钱了吗？我大便没草纸，那八十块钱，让我擦屁股了！母亲气急了，抓起一个锅刷冲过来，啪啪地打他的脑袋，我算看透了你这个孩子，你不是吃粮食长大的，你是吃屎长大的！八十块钱啊，不明不白的弄没了，你倒像吃了枪药？
现在他难得回家，一回家，照旧迎来一个烦人的夜晚。保润听见母亲在楼下的房间里咒骂他，骂一会儿便调转枪口，开始抱怨父亲无能，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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