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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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便在深夜1点钟向我告别。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还会策划反对我的各项措施，然而我所担心的一场武装冲突及其会引起的一切不利于内部安定和拯救德国人民的后果总算避免了。
　　现在我有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当天夜里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也接到到普伦来找我的命令。为了决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准备尽快亲自了解一下军事形势。
　　5月1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在7时40分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来。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博尔曼。
　　从这封电报中我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实际上当第一封我的任命电报在4月30日18时15分在柏林发出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人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现在很有必要把所发生的一切尽快告诉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而不应该象博尔曼在第二封电报中所说明的“暂时不要急于公布上述消息”那样去做。我担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消息会通过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结果将会引起人民的混乱和军队的瓦解，特别是因为军队在国家元首逝世后会觉得不受誓言的约束了。在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今后的打算。出于这些考虑，我便于1945年5月1日通过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公布了上述消息。
　　从第二封电报“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我只能推断，希特勒已离开人间。关于他自杀的情况我却丝毫不知。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估计他是在柏林的战斗中遇难身亡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措词来公开他逝世的消息。他刚一逝世就立即贬低他，我认为这是无聊的，我隐约感到周围似乎就要发生这种现象。
　　正是这种趋势使我准备采用有利于希特勒的措词来公布这个消息。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当时我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惨无人道的行为了解甚少。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震惊地获悉了这一切。当时出于礼貌我认为自己应该如实地公布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还是处于当时的那种地位，对当时的制度还是很少了解，那末，我还是不会采取其它做法的。
　　当时面对大量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并没有把公布希特勒逝世这一消息的形式当作什么主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个公告涉及的是过去的事。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我未来的打算告诉德国人民。
　　因此，我在1945年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英美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
　　同时，我还在5月1日对德国国防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战斗一直进行下去。”
　　5月1日，上午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我处。我告诉他，我准备让他去与蒙哥马利元帅举行投降谈判并向他交待了谈判的方式。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派往蒙哥马利那里，因此我要求他在基尔时刻作好启程准备。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外交任务，我需要有一位与最近几年德国外交政策无关的颇有经验的人在我身边。我希望前外长冯·诺伊拉特又译牛赖特男爵能在我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和首席部长的职务，我是1915年认识他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奉命寻找他的下落。他打了个电话给普伦附近的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询问此事。结果里宾特洛甫来到我处，并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而适当的外交部长；英国人肯定很乐意与他打交道。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冯·诺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福拉尔贝格。我只得另选他人。
　　在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前几天，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曾到普伦我的住处拜访了我。
　　我们这是初次相识，在此之前从未打过交道。当时我们就整个局势交换了意见。他对形势明智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关于德国属于欧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观点是与我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在5月1日与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只要还需要内阁来处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组阁的政府中担任政治顾问和内阁首脑。我对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责任要求我们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请求让他考虑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5月2日他来到我处对我说，他随时听候吩咐。
　　我与希姆莱不同的性格对他这次作出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了。这位性格坚强、头脑明智、对每个问题均深思熟虑的人所提的建议对我后来几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在职务上仅负责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我要求他也参加军事讨论会。事实也证明，他对军事上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的判断也往往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4月30日到5月1日奉我之命来到我处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我对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由于它长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围，现在要作出最合理的决断，恐怕还缺乏对战场情况的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约德尔大将客观而敏捷的思维方式和正直的军人气质还是颇为赏识的。
　　四月底，在我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几天，冯·博克元帅和冯·曼施泰因元帅也来过我处。我们讨论了军事形势。曼施泰因特别强调，必须逐渐撤回东线的集团军，把它们派到英美战线附近。这个想法完全与我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于5月1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电话。我准备请他取代凯特尔，从现在开始接受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权，但可惜没找到他。于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大权仍在凯特尔和约德尔手里。
　　他们两位在5月1日抵达，从那时开始每天向我汇报整个军事情况。
　　下面我想简单地追述一下，我对那几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以及后来在被监禁的头几周内我根据清醒的回忆向我的副官口授的当时的军事情况：
　　1。　最后几个月由于不断的空袭，一切军工生产均下降到最低限度。弹药、武器和燃料等储备物资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或粮食进行平衡或转运，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2。　在意大利的那个集团军群已经投降。凯塞林元帅指挥下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
　　3。　在东线，东南方集团军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厄斯特马克地区的伦杜利克集团军群还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舍尔纳集团军群正在前线同俄军作战，尚无多大损失。但是这两个集团军群都只剩下能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4。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布塞集团军试图突围向西撤退。文克集团军的进攻没有奏效，它也正在西撤。
　　5。　在东线北段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溃散。
　　6。　在东、西普鲁士的德军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击败。库尔兰战线仍在坚守。但是由于补给物资奇缺，再也无法给该战线提供任何弹药和燃料。因此，这个战线的部队迟早也会和舍尔纳和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一样被打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德国海军打算把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尽可能多地援救出来。
　　7。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了。因此只得把陆军部队从东弗里斯兰和易北河以西运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样也许可以守住这个地区。但5月2日的事件表明，即使这样，兵力仍然不够，那天，敌人从劳恩堡穿过易北河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向卢卑克和什未林挺进。
　　8。　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一样仍为德国所占领。目前这些地区还是宁静的。
　　9。　由于俄国军队日益迫近，几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北部的难民，象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10。　由于敌对各港口的轰炸以及连续不断地为挪威以及东部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鱼雷艇、探雷艇，快艇和护航舰艇）受损严重。大型舰只中只有“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尚完好无损。潜艇部队正面临重新实施潜艇战时期，因为从5月份开始大批新型潜艇就要开赴前线与敌作战。
　　11。　空军兵力所剩无几，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作战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政治上已没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整个局势，作为国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以便减少继续流血牺牲。
　　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是我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的基础。同盟国曾规定，德国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着把东线的德军交给俄国人当俘虏，因此我必须尽可能久地推迟这一步。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东方战线向后移到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占领区的边境线上，并把尽可能多的难民带到西部地区去。为了这一目的，海上运输必须加快进行并动用现有各种型号的大小舰船。在撤回东线德军部队方面，我最担心的是舍尔纳元帅率领下的中央集团军群。因为要把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运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尔集团军”和第九、第十二集团军离英美占领区的边界线比较近，因此也可获救。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还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境的阵地上，它与美军战线之间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纵深国土所隔开。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打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把它分给俄国。因此，我在5月1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认为，立即把舍尔纳集团军群从它们尚坚守的苏台德阵地向美国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它们应该尽快向西南地区靠拢，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投降时能尽量靠近美国战线，这样士兵就能被美国人接收。但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却劝我不要立即下达撤退命令。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放弃它们的阵地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而被俄国人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