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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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防军认为，为了恢复和维持内部政局的稳定，镇压罗姆暴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恐怖性谋杀事件我们海军基地的参谋军官知道的并不比公开发表的多。当时我们的看法主要受到内阁决议的影响，该决议对所有与镇压政变有关的措施都作为“国家紧急防卫”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的身份出国防问，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这次访问才结束。与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国在国外的声誉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举行公民表决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次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表决使德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如果说以前德国与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在开普敦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友好的，但还是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1935年初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当着他的那些对英国政府现有措施不满的军官们的面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而且英国对我——“埃姆登”号舰长的邀请也越来越频繁，凡此种种都是德国威望提高的结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国外听到了关于德国国防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于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声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国。从那时起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组建新的潜艇部队（将这一使命委托给我，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在海上进行训练。当然，我与全体德国人民一样为德国从希特勒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明显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与喜悦。希特勒开始执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解决大量问题时也会象以往的政府那样遭到失败。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
1933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口为600万以上。而现在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分裂人民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强调劳动的伦理学和强调每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内部的团结大大加强。对劳动者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军官们感受很深。
例如，对我们军官来说，在20年代，很不习惯着制服路过船厂和工矿企业区。那时工人看到军官很不友好而且远而避之。但现在完全不同乐。当工人或近或远迎面与军官相遇时，态度和蔼可亲，真诚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给我们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这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连德国的老对手丘吉尔在1938年发表在《时代》报上的“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曾反复讲过，如果大不列颠在战争中失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个希特勒，以使我们在各国之间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丘吉尔发表在《时代》报上的其它信件的内容来看，虽然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前几年他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难道我们德国人在那时候还应该有其它想法吗？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战前年代里，我对民族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海军只要一上舰就与党的机关没有接触了，这样相互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认识赫斯，1941年认识戈林，1943年才认识希姆莱的。
对于迫害犹太人的一些骚乱事件（后来在“打砸抢之夜”“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10日夜间反犹太暴徒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第二天街上到处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达到了高潮），我们这些军官们毅然表示反对。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我的上级——舰队司令伯姆海军将军那里，并对他说，这种事件必将遭到主持正义的全体军官的一致反对。我请求他把这一意见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使总司令就这次暴行向国家领导提出申诉时，肯定会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得到前线的支持。当时我是以海军上校和潜艇部队指挥官的身份以及全体军官的名义同舰队司令谈话的。鱼雷艇部队指挥官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任舰队司令，在“俾斯麦”号巡洋舰上阵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今天我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才看到，舰队司令确实把我们的抗议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了。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133页。
对德国这种形势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对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形势发展，我开始忧虑不安。我感到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对于当时我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到。见本书第44页（第5章）
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家领导对英国的思想状况是否有正确的估计，我表示怀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绝对不要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当我听到德国不可避免地入侵波兰的消息时，我表示很大的怀疑，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使我感到惊奇，但对英法的宣战却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但后来因为战争已在所难免，我即采取了明朗而坚决的态度：作为军人，我唯有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军队在思想上团结得越紧，战斗力则越强。这种思想上的团结表现在，当他们的祖国面临战争时，军人应毫无条件地执行国家领导的各种决策。任何偏离这些战略决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己方力量的削弱和敌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与我们的全体军人一样，我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还包括以我的地位维护国家和国防军之间的团结。对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如果除了应在战争中指挥一切对付外来之敌的责任重大的艰苦战斗外，还要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操劳，甚至还要与政治领导作斗争，那末对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谈到7月20日事件时再作一些补充。
1943年1月，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当时，对我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我心里是完全清楚的。作为军人我在战争中唯一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抗击外敌，这个态度我始终没变。
每个民族都要求其军人具有这种态度，并通过最隆重的宣誓来强制他们无条件地履行这种义务。即使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一个国家如果在军事形势不利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允许它的军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甚至让每一个军人自己去判断情况是否如此，那么就会动摇这个国家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对某一军种的领导来说，他有义务在战时向政治领导详细汇报他任务范围内的军事形势。此外还要对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发表意见。
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
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
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
1939年英国参战，原因是，大德国合并了奥地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使英国的强权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文学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英国政府参战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颠存在下去就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的政策，而德国的强权政策、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与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英国忍气吞声的话，就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文版，洪博尔特出版社，第21…22页。
消灭德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英国的战争目的，美国支持英国的这种目的，而且在行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开宣称，“讨伐”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目的。这种讨伐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战争目的，其斗争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民及其工业力量。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和民族社会主义被消除后的头几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人民中间失去共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失去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盟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是德国人民在1945年以后了解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继续用下面一段话道出了英国的战争目的：“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强国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使大陆强国处于对抗和分裂状态，使它们之间形成平衡。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使人们自然要考虑谁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敌人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国家，而是另一个其政策对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威胁更大的国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被征服后连一点合法的要求也谈不上，只有听凭战胜国的老爷们任意摆布。
这意味着什么，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会上他要求德国至少向俄国遣送400万名德国人作为永久性的劳动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一直反对这项提议。
尤其是罗斯福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一直很主动，例如，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今后还得靠斯大林来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与苏维埃俄国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无条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没有其它停战的可能性。但是对投降国来说，投降意味着：停止战斗，束手就擒，去当俘虏。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得把当时尚在俄国纵深作战的几百万德国东线士兵作为牺牲品交给斯大林。这是决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计划表明，我们预料中的事可能会发生。该计划是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的，内容是准备摧毁德国的工业和所有的工厂。从此德国将变成一个牧场。
因此，面对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1943年或1944年就认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的德国指挥官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这个军人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军人，当他认为军事局势已无望取胜的时候，即便同意无条件投降，也应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这样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战争。历史告诫我们，在战争中出乎意料的政治变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变无可挽回的形势。
虽然我已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但在这种外部政治形势下，我除了尽力组织好战斗外，也别无它法。
雷德尔海军元帅移交给我的那部分部队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队很融洽，因此战友之间的友谊和部队的纪律都有所加强。海军从1917和1918年的舰队暴动和卡普叛乱的后果中得到了教训，在20年代初就纯洁了其“内部组织”。经过海军指挥部首脑们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来在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努力下，德国创建了一支在战争中能坚持不懈，顽强战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军种，尽管这个军种与两大海上强国的优势兵力相比悬殊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础良好、思想健康、体格强壮的军种部队，即使在未来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支军队必定会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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