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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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　八。三一见到毛主席—　北京　作家协会批斗田汉—　大串联　—拥军派抢劫弹药库—　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　　修教路线的典型—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　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　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　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　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　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　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　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　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　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　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　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　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　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　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　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　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　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　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　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　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　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　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　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　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　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　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　虏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绘四十　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　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　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　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　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　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　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　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　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　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　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　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　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　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　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　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　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　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　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　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　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　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　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　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　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　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　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　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　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　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