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六年以来，双方就断断续续地打仗。同时，一些贵族也在威胁他的地位，一旦穆罕默德策划再次入侵瓦拉几亚，他们就准备策反。
如果《纪事》所载准确的话，弗拉德三世造访了斯纳戈夫，但没有留下记录，因为这很可能对他本人相当危险。《纪事》提到，弗拉德带着财宝来到修道院，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么做的，这表明他与斯纳戈夫的关系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一定充分意识到土耳其人和当时他在瓦拉几亚的首要竞争对手巴萨拉伯？拉奥塔经常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弗拉德死后，拉奥塔曾在瓦拉几亚短暂执政过。既然到斯纳戈夫在政治上于弗拉德三世而言无甚意义，那么他去那里应该是出于精神上的或个人方面的考虑，也许他打算把那里作为他的永久安息之地。总之，撒迦利亚的《纪事》确认了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尤其关注斯纳戈夫。
弗拉德三世的死况很不清楚。互相矛盾的民间传说和粗制滥造的研究结果更使它变得扑朔迷离。在一四七六年十二月末或一四七七年一月初，他很可能在瓦拉几亚遭到土耳其军队的伏击，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另一传统说法是，他爬上一座小山以便更好地观察正在进行的战斗，结果他的手下把他误认为土耳其军官，杀死了他。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他的一些部下一直在找机会暗杀他，以惩罚他那世人皆知的残酷。探讨其死亡的大多资料一致认为弗拉德死后遭到斩首，他的头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呈给苏丹穆罕默德，以证实除掉了一个劲敌。
按照斯特凡的故事，不管弗拉德是死于以上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他肯定还有一些人仍忠实于他，因为他们冒险把他的尸体运到斯纳戈夫。人们一直相信，那具无头尸体就埋在斯纳戈夫教堂的圣坛前面。
如果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可信的话，弗拉德三世的尸体被秘密从斯纳戈夫运到君士坦丁堡，再从那里运到保加利亚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这次飘泊，以及修士们先在君士坦丁堡，后在保加利亚寻找“宝贝”的目的何在，尚不清楚。斯特凡的故事宣称，这一财宝将使“这位国王的灵魂早日得到解救”。这说明，那位修道院院长认为这么做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必要性。也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寻找某个没有被罗马天主教和土耳其占领者注意到的圣物。如果发生这些情况：遗体在斯纳戈夫被残毁，或人们为预防吸血鬼出现而残害尸身，或者当地村民将尸体带走，那么这位修道院院长也许亦不愿为此负责。考虑到弗拉德的地位，考虑到不允许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毁坏尸身这一事实，修道院院长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有找到可能埋葬弗拉德三世的地点，甚至类似保加利亚的帕洛里亚修道院的斯维帝·格奥尔吉也没有找到，它很可能在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已遭到遗弃或毁坏，而《纪事》指出，他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没有多远”——从修道院到巴赫科沃，它位于切佩拉雷河上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纪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瓦拉几亚人经过保加利亚的旅程：一是详细描绘他们中有两人在土耳其官员手中殉道；二是记录保加利亚人关注他们穿过本国的行程。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宗教活动一般持宽容态度，不知他们为何视这些瓦拉几亚修士为一种威胁。斯特凡通过撒迦利亚叙述道，他的朋友在哈斯科沃城受到“盘问”，而后遭到折磨并杀害。这暗示奥斯曼帝国当局相信他们知道某种敏感的政治信息。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东南，直到十五世纪该地区一直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奇怪的是，殉道的修士受到的是土耳其传统中对偷盗的惩罚（斩掉双手）和对逃跑的惩罚（斩掉双脚）。在土耳其人手中丧命的大多数新殉道者都是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和杀害。斯特凡在其故事中描写修士受罚，以及搜查修士们的马车等事件都表明了，哈斯科沃的官员指控他们偷盗，虽然他们显然无法证实这一点。
斯特凡记述了他们沿途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也许是土耳其人感到好奇的原因。不过，仅仅在八年前的一四六九年，隐士圣伊凡·里尔斯基即里拉修道院的创建者的遗骸从维里柯·特罗诺沃被运到里拉的一个小礼拜堂。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提目睹此事件，并在其《圣伊凡遗骸运送纪事》中对此作了描述。对保加利亚基督徒来说，这次旅行具有象征意义，成为团结人心的重大事件。撒迦利亚和斯特凡都有可能知道伊凡·里尔斯基遗骨的这次著名旅行。直到一四七九年，还可以在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中找到有关记载。
这次更早的——亦是最近的——穿过保加利亚的宗教旅行使得土耳其人想到瓦拉几亚修士的旅行有特殊意义。搜查他们的马车这一行为——很可能由当地一位帕夏的卫队进行——暗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当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不会情愿将他们最大的政治敌人之一的遗骸存放在保加利亚，或容忍对这遗骸表示敬意。不过，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马车的搜查肯定一无所获，因为斯特凡的故事后来提到，遗体安葬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如果他们的确携带了一具遗体，我们只能臆测他们是怎样藏起这整个（尽管是无头的）身体的。
最后，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感兴趣的是，《纪事》里提到斯纳戈夫修士相信他们在教堂里亲眼目睹了显灵。
在他们为弗拉德三世守夜时，他的尸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说法不一。他们提出几种使一具尸身变成僵尸——吸血鬼——的传统方法作为依据。他们都相信，弗拉德知道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有些人相信自己看到一头野兽跳到尸身上。另外有人说，超自然力化作雾气或风飘入教堂中，尸体因而直坐起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吸血鬼源于野兽一说广泛流传，也有很多人相信吸血鬼能化身为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仅很可能是发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后期抄本，而且它与《阿陀斯一四八》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它删除了在斯纳戈夫教堂里守夜的修士们声称的见到异象的故事，即从“一个修士看到一头野兽”到“国王的无头尸体动了动，试图坐起来”这一句。这一段在后来的抄本中被删除，可能是为了不让主教图书馆的读者接触到斯特凡描绘的异端邪说，也可能是尽量让他们少受关于僵尸的迷信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迷信思想，教会管理层一般持反对态度。“主教版本”的具体日期难以确认，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六五年起，该抄本列入了主教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中。
《纪事》的这两种现存版本还有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惊人但令人不解。故事大约在相同的地方都被人撕掉。《阿陀斯一四八》的结尾是“我了解到”，而“主教版本”接着说“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瘟疫，而是，”两个版本在一句完整的话后被整齐地隔开，可能是删掉了斯特凡故事中证实在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可能发生的异象或其他邪恶现象。
撕毁发生在何时？以上提到的图书馆分类目录提供了可能的线索，目录把“主教版本”列为“非完整”。我们因此可以推断，撕毁这一版本的书页发生在一六五年以前。不过，我们无从得知，这两次撕毁行为是发生在同一时段，抑或一位晚得多的读者受到启发而采取类似行动；也无法知道这份文献的两种结尾究竟有多相似。除了上文提到的守夜一段外，“主教版本”忠实于佐格拉福手稿，这表明，两个版本的故事结尾相同，或至少极其接近。而且，尽管“主教版本”已经删除与发生在斯纳戈夫教堂的超自然现象有关的段落，但仍被撕掉部分内容，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它在结尾处仍叙述了发生在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异端或邪恶想象。在巴尔干地区的中世纪手稿中，像这样对同一份文献的两种相隔千里的不同版本蓄意采取破坏的行为，仅此一例。
编辑与翻译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从前出版过两次。第一版为希腊译文，闪多斯·康斯坦提诺斯的《拜占庭教会史》（一八四九）给予了有限的注释。一九三一年，世界主教会用斯拉夫语出版了一本原文小册子。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于一九二三年发现了佐格拉福版本，打算进行详细注释后出版，但因其在一九二四年去世后无法完成这一计划。他的一些笔记于一九二七年发表在《巴尔干历史研究》上。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
此故事是我——悔罪者撒迦利亚——的基督徒兄弟，来自沙里格莱德Tsarigrad，奥斯曼帝国时期，保加利亚、俄国等地斯拉夫语中，对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意为“皇城”。的流浪者斯特凡口授于我的。他于六九八七年＇一四七九＇来到我们的佐格拉福修道院。他在这里讲述了他历经的奇闻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