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伐清-第3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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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自万历中兴时，张居正起用潘季驯治河之后，便少有修水利之举。忽略水利设施建设，对农业竭泽而渔，滥垦滥伐，以致于西北华北中原地区严重的植被破坏和生态灾难。陕西、甘肃和山西在明朝中后期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荒漠化态势，山西北部更是田鼠泛滥，直接导致了后来天启、崇祯年间泛滥全国的特大鼠疫。
为什么不修水利呢？主要原因是财政不敷。文官和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斗。现在呢，第一个困难还在，但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第二个问题则已不复存在。而朱永兴如此看重水利，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的信心。
水利工程无论在哪个年代都绝对是国家重点投入的项目，需要大笔的金钱和众多的劳力。而且，万一花钱太多。动摇了国家根本，问题可就严重了（隋炀帝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和修书一样，不是强国盛世你几乎是干不成的。
康小三都能在平定“三藩之乱”后营造个什么“盛世”，难道我还比他差吗？朱永兴的自信告诉他，他只会比康小三强，盛世来得也会更早，更实至名归。
…………
当陈潢不明所以，被考场官员引至一个小屋时。朱永兴正坐在那里等他，并且假报是将要被朝廷委任的河道官员，见其试卷，颇感兴趣，要询问一些治河的问题。
这样一来，陈潢便不是特别紧张了。而且河道官员与其专业相通，谈起话来也更方便。
说到陈潢，今年已经是二十七岁的年纪。自幼不喜八股文章，却攻读农田水利书籍。还到宁夏、河套等地沿黄河实地考察，精研治理黄河之学。也正是这样的爱好成全了他，否则，按他的年纪，又是读书人，很大的可能便是被家里人逼着去应仕满清了。
从举止和言谈来看。陈潢是个豁达爽快的人，也就是不象旁的读书人那么谨慎，那么唯唯喏喏。而且，很快他便开始畅所欲言，这自然是因为朱永兴的鼓励和引导。
“河务艰难。任重事繁，积重难返，绝非一时之功。若万岁委一信任官员，实心办事，不惧忧谗，则事无可为。”陈潢喝着茶，苦笑了一下，说道：“若是瞻前顾后，畏惧彷徨之辈，则治河难矣。”
“河道长久失治，自然不可急功近利，也必然要有人奋起承担。这些，朝廷已经想到了。嗯，看你试卷说是需十年之功，能不能缩短时间呢？”朱永兴明白陈潢的意思，长久的工作需要稳定的领导，只有皇帝信任，才能不更换频繁，不能说今年委任了，一听说哪里又决堤了，便撤之换人。
陈潢认真想了想，说道：“若是资金足额，人力足够，或七年可成。”
朱永兴点了点头，说道：“看你试卷上所言，有很多不同于治河旧法之处，能不能解释一下。”
“其实也不尽是小民自创，我朝潘季驯已有论述。”陈潢接过他的专业试卷，看到上面有圈有点，便一一解释道：“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而筑堤束水，以水冲沙呢，是把河堤加固加高，把河道变窄，水势则一定增强，流速加快，不但新沙不至沉落，旧沙也能卷带入海。河床必然越来越深，河道也一定愈来愈低，就不会有决堤之患……”
“那这种方法可有过实践？效果如何？”朱永兴觉得原理好象是通的，但还有顾虑。
“自然有成功经验，万历年间潘季驯四次治河，历时近十年。”陈潢充满钦佩地说道：“潘公首任河官初识水性，二任河官则已深知堤防的重要性，三任总理河道时，形成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四任河官时，潘公即形成了他的治河理论。经潘公治理，黄、两河归正，沙刷水深，海口大辟。”
这样就放心多了。朱永兴暗自长出了一口气，新理论固然抓眼球，可治河这种大事，要拿来做实验，就未免太儿戏了。
“若要治河，一是学术精，虑事周，洞悉水患之根源。”陈潢意犹未尽，继续说道：“若是治河官员有心无术，只知清沙排淤，每年耗费千万人力，百万黄金，可河床年年淤沙，越集越多，竟然闹到乘高四溃，不复归河的局面，等汛期一到，便立刻化为乌有。”
朱永兴点头称是，要治根本，便要全面规划，立足长远，年年只是对付，纵然侥幸不溃堤决口，但祸患却在积累，终有一日要大爆发。
“先生所言精僻。”朱永兴不吝赞赏，笑道：“只是这堤坝上不种树，只植灌木杂草，未免太绝对了。少种树，多植草，是不是更好呢？”
“学生实地考察过，种草比种树更好。”陈潢坚持着自己的见解，“树根虽然有固堤的效果，但秋汛来时多有风雨，堤土松软，树干一摇，大堤便容易裂缝决口。”
人家实地考察过，怎么也比自己想得更切合实际吧！朱永兴赧然一笑，沉吟着说道：“陈潢，若是万岁委你以治河重任，你可有信心根治河患？”
…………
第一百一十七章困难的基础工程
“大人说笑了。”陈潢愣怔之后，正色说道：“虽然学生自信不是碌碌无为、贪生怕死之辈，然河务复杂，牵涉甚广，学生却是担心万一治水失误，害国害民，亦辜负了万岁的期望。”
朱永兴淡淡一笑，也不继续深说。其实他也只是这么随口一问，河道总督的职位重要，既有贪墨之机会，又有功名前程、身家性命之忧惧。所以，河督要么是更换频繁，人亡政息，历久而难治河成功；要么便是天子信臣，对弹劾流言可以置之不顾，实心任事，以不负圣上重托。
而从各个方面分析，陈潢可以是治河的总工程师，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加以完全的信任，但必须有一个能替他挡事的河督。这个河督既要皇帝信任，又要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在哪里治河，治理哪一段，需要多少钱粮，要招募多少民工，总要与地方官打交道，与户部磨牙。陈潢不行，看似爽朗健谈，还是不脱书呆子本性。
若是十年之功能得个河清海晏，纵然花费巨资也是值得的。朱永兴结束了召见面谈，再无兴致看其他试卷，带着侍卫离了考场，直奔女考生的安置住所。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太过超前，朱永兴不敢说，也不想说。但提高妇女地位，使之能积极参加到国家的恢复重建中，却是他的初衷，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再从长远看，让女人读书识字，让女人参加工作，让女人见世面长经验，都是因为朱永兴坚信后世中国名学者的一句话：民族和民族的较量，也往往是母亲和母亲们的较量。
很浅显易懂的道理。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最亲密的老师，母亲如何看待问题，如何对孩子说，将深深影响孩子未来的一生，而所有孩子的未来怎样。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的未来！
而名的教育家卡尔。威特所著的那本家庭教育经典中的第一节，就引用了福禄培尔的与中国学者类似的话：“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里，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里。”
虽说都认为是老卡尔培养出了那么出色的一个儿子，可他在首篇就肯定了他的妻子的作用。他认为，教育应当从改造母亲开始，从小时候开始女性就要为做一个合格的母亲而做准备，她们应该是身体健康、精神纯洁的人，这比其它方面的知识更重要。教育不应该在学校由教师开始。而应在家庭里由母亲开始。什么样的母亲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这话很有道理。
所以，朱永兴不说，但却把提高母亲的素质作为了国家崛起和发展的基础工程。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必须要持续下去，没有政府的支持，传统思想便足以扼杀这尚未有地基的工程。
不管这批女考生各自怀着怎样的目的，只从读书识字的程度来说。都应该算是这个时代女性的佼佼者。她们需要改变的，主要是思想和观念。朱永兴觉得有必要在考前与她们畅谈一下。让她们明白以后将会做什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改变。
其实，如果不是群臣反对得实在是太厉害，这次女考生的报考资格应该是没有身份限制的。只要你不是被关押的罪犯，哪怕是娼妓，朱永兴也可以给她们一条从良自新的道路。
不是歧视。也没有歧视，在朱永兴看来，谁会心甘情愿从事那种工作呢，为生活所迫是值得同情，是值得帮助的。在某些方面看来。娼妓只是为了生活卖笑卖身，比那些为了荣华富贵而出卖国家、民族的，倒要好上几百倍。
好吧，第一次开女科可以严点，毕竟这是基础，这是脸面。以后呢，当众臣看到女子中榜之后并不都会授予官职，而只算是吃皇粮的公务员，反对的声音便不会过于强烈了吧？
朱永兴出了马车，在几个侍卫的保护下，轻衣便服走进了有些喧嚣的府院。
有了方便照顾，朱永兴特意从皇宫里调来了几名女侍卫充当接待官，可这几个接待官此时正有些焦头烂额，一大群莺莺燕燕你一言我一语，吵得她们头发昏，脑发胀。
其实，这也算正常。这些女考生中考武科的就不用说了，性子较粗；考文科的呢，多数都是家室不错的，穷人家的别说女人，就是男人也读上书啊！家室不错，那便是小姐，有丫环伺候着，有仆佣使唤着，自是比穷家女孩胆大，气势也足一些。
唉，我就说嘛，哪怕是娼妓，也能比这些小姐有用。朱永兴远远地驻足观瞧，心中暗自叹息。就算是录用了，这些小姐能留下来工作吗，估计要被家里接走，去等着嫁人吧？
难哪！这不光是女人方面的问题，还有男人，会有男人愿意娶比自己地位高的女人吗？就是这个担心，恐怕很多女考生中了以后也会被家里接走，不敢应命当差。至于为什么来，估计一来是相信了皇上将从其中选妃，二来则是想出个名。
不是非一日一功，而是非一代之功啊！朱永兴只看这些女考生的装扮，便有些失望，苦笑着摇了摇头。但人已经来了，就按着自己所想的，与她们交个底儿吧！
至于女公务员的缺额，朱永兴觉得必要的时候可以缓一缓，起先是他没有意识到传统力量强大至斯，有些想当然了。以为以官为诱，便会使人趋之若鹜。这招儿对男人好使，对女人，还有待商榷。
“万岁，这些女考生——”礼部官员颇有些难受地连连摇头，似乎不知该怎么评价，或者怎么说出自己的感受。
“头一回吧，她们也多数没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没有这样的经验，情有可原。”朱永兴口是心非地强笑着，“朕到大厅等她们，嗯，大厅能够装下这么多人吧？”
“回万岁，可能要稍微挤点。”
“挤点就挤点，这样说话也听得清楚。”朱永兴不想罗嗦，摆了摆手，径自而去。
……………
第一百一十八章金殿传胪
春天，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楂上，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不用人工修培，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生长起来。遍野是望不到边的绿海，衬托着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种种野花，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无论谁，都会把嘴张大，深深地向里呼吸，象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清爽。
“这就是咱家的田地。”老孙头敞开了小半拉棉袄，指着面前的一片耕地，招呼着家人，“今年先来五十亩，明年看情况再申领。”
临近开春，北方的流民开始申领土地，从大城镇中迁徙出来。农具、种子都由官府登记发放，流民可按每人每天一斤杂粮的标准从官府领取口粮，这些都算是从官府借的，还有银行发放小额贷款，偿还期为五年，不记利息。以村为单位，又调了些骡马牲口，统一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
而各种赋税或减或延，总之是先让流民有缓一缓的时间，稳定住社会秩序，并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减轻财政负担。
当然，政府推出种种惠民政策的同时，也有着种种的硬性规定。种什么作物，由官府决定；每十亩地必须有半亩种苜蓿，而苜蓿成熟晾干后，将作为今年的田赋。
在这样的硬性规定下，北地今年在黄河以北不会种一颗麦子，除了番薯、土豆，便是南瓜、玉米。高产和耐旱作物的推广种植，能够把气候的影响降到最低，再怎么也不会辛苦一年却颗粒无收。
生活水平是一步步提高的。先吃饱再吃好，政府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对北地百姓来说，从苦难中解脱，这些政策便已经足够让他们难欣鼓舞了。
有自己的田地，是农民最大的希望和梦想。而农民恰恰是那个时代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战争摧垮了原来的秩序和所有制，在重新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