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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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研究做了有意义的拓展。
对失业者的主观福祉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心理学方法。宏观经济学理论创造了“自愿失业”的概念，当一个人觉得工作时所获薪水和负担不如失业时所获失业福利和休闲更合算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失业。而传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的、短暂的现象，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不应以增加总需求的方法来促进就业。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产生实质性的消极效应。《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对瑞士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失业者遭受的收入损失、心理损失和社会损失应该被综合起来考虑。就其心理损失而言，失业会产生压抑与焦虑，甚至会导致自尊的丧失，对很多人来说，失业意味着沉重的打击，即使这个人所在的国家有很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失业者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状况较就业者差，而其死亡率和自杀率较高，他们更趋向于酗酒和其它非正当的行为。而且经验研究表明，男人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失业后所面临的幸福损失会更大。失业者面临的社会损失也很大，失业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会因失业而下降，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也会遭到破坏，因此对失业者的幸福感有着致命的影响。这些结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社会学的视角在幸福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经济变量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值所能够计算的。在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人类在婚姻、家庭、社群、宗教团体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会比单一的个体所获得的幸福感要多。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群居动物”或“社会动物”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的作法是非常正确的。实验性的发现已经证明，拥有一种长久亲密的关系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和教会等）的成员，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信仰和幸福之间存在的积极关系已经被大量实验结论所证实。当其它变量（如婚姻、收入、年龄、健康等）得到控制时，宗教信仰对一个人的福祉感受的正面影响是明显的。《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教堂参与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那些已经失去其它支持的人（诸如老年人、鳏寡孤独者），宗教活动中使他们感受到的共融与沟通能够给他们带来有效的替代式的心理安慰。同时，宗教也是一种“解释性框架”，使得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获得一种确定的意义和目标。宗教信仰者更加珍视生活，其行为更具有合宜性，他们很少放纵自己的欲望，很少酗酒、吸烟与滥交，因此他们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关系良好。因此，如果从人类的社会关系角度去审视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发现，正当的宗教信仰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积极的提升，这种幸福感合乎逻辑地会对一个社会的整体和谐带来积极的影响。
政治学的视角对研究幸福问题也是有益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的精华所在。经济学家并不忽视公共选择过程和公共行为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制订者的受欢迎程度、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程度等，都会对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主观幸福造成影响。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谈到美国公民对政府信赖度的下降以及公民参与选举程度的下降，这些现象可能显示出美国公民对美国总体的公共政策、政府信誉以及政治制度有一种消极的评价。而在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的信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幸福水平都比美国高。经济体制和公共决策体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对瑞士26个在公民直接参与和政治地方分权程度有着很大差异的州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存在更为广泛的公共决策民主参与和地方分权更加良好的州，人们的主观福祉明显要高。
结语：经济学的最终使命与“苏格拉底命题”
幸福也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经济学家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忽视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研究人类的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
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
2006年10月3日写于西二旗寓所
返回目录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
□姚 洋《读书》2006年第12期
读博士的时候，我向一位学数学的同学请教如何证明正在写的论文中的一个命题。这位同学回答：“没有证明不了的命题，问题是你需要什么样的假设。”这个回答让我茅塞顿开：命题都是人为构造出来的，一个“正确”命题和一个“错误”命题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能够由合理的假设推导出来，而后者不能。天才之所以是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洞悉宇宙的规律，揭示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正确”命题。一些天才只能提出命题，而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不仅能够提出命题，而且还能够证明之。爱因斯坦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宇宙，并用现存的最严谨的语言——数学，证明了这个宇宙的合理性。现在我们知道，和牛顿力学一样，相对论也不是描述宇宙的终极模型，因此，爱因斯坦的“正确”命题，也只是在他的假设条件下具备逻辑正确性的命题。
如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然而，多数经济学家却觉得经济学越来越像科学，并逐渐养成了我称之为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疾病。其表现之一是对其它社会科学的蔑视，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rglu）是年轻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刚获得了克拉克奖。他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表现的作用方面，其中一篇文章讨论促成西方国家在十九世纪逐步扩大选举权覆盖面的因素。西方国家早期的选举权只给予有一定财产的男性，以后才通过降低财产限制扩大到所有男性，并最终在二十世纪初扩大到女性。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当权的强势集团之所以愿意扩大选举权的范围，是因为它惧怕没有选举权的人们的暴力反抗。在理论上，预防暴力反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给予潜在的反抗者更多的好处，比如进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另一种则是给潜在的反抗者选举权，让他们拥有自己决定分配的权力。阿西莫格鲁认为，前一种方式不具备时间一致性，即当权者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多给反抗者一些甜头，只要危机过去，就不再给了。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就不会相信当权者的承诺，而会进行暴力反抗。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和潜在反抗者之间的权力分享让后者自己成为决策者，从而让他们失去了暴力反抗的理由。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它恰恰反映了经济学家的科学主义自大。对民主和权利的追求，当然涉及经济利益，但是，更多的恐怕是人在自我价值上的觉醒。一个例子是妇女投票权。按照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妇女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有了投票权，可以从国家获得利益，而且她们也没有反抗当权者所需的膂力。妇女之所以能够获得投票权，恐怕和人文主义的伸张、特别是妇女本身的自我觉醒有关。我不是研究政治史的，不能对欧洲选举权的演变妄加评论。我敬重那些踏踏实实的史学家，因为他们把我们带入历史的真实场景，并从那里开始，给我们讲一个历史如何演进的故事。我没有查过文献，但可以肯定，历史学家对西方选举权演进的解释，肯定比阿西莫格鲁这样的事后合理化理论更有意思。
经济学科学主义自大症的第二个表现是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在汉语里，“经济”被解释为“经世济民”，而“经济学”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这不仅给了经济学家一种道义感，而且也助长了他们的科学主义自大。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拍卖理论被认为是在指导实践方面最成功的理论，美国财政部根据拍卖理论专家米尔格罗姆的设计方案，在国债发行方面大赚过一笔，但同样的方案用在新西兰却彻底失败了。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经济预测和天气预报做一个对比。天气变化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但天气不会对天气预报做出反应；随着预测技术的改进，天气预报就会越来越准确。经济预测则不一样，它必须面对能够做出反应的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