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读书选集-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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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代想不出举哪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钱穆讲中国史学名著，偏重的是史学著作的新体裁。我们知道，就传统体裁而言，明代当然也还有很多史学著作写成，如《元史》、《明实录》、《国榷》等等，但若从新体裁的角度看，钱穆却难以找到一部值得讲的书，不得已只好讲清代才完成的《明儒学案》。再往后，钱穆又讲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已经不属于叙述历史的著作了。不仅钱穆如此，一般史学史著作在写到这一时期也会发生某种改变，介绍的重点除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外，往往就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些书都不是叙述历史的著作。它们接续了宋代传统，要么是考史，要么是论史，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史学史研究者的不自觉选择无异于告诉我们，那些继续撰写着的以“叙述”为主的传统史学著作已经不能代表这个时期史学的最高成就了，而考史、论史则渐渐成为史学的重点。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东汉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周隋唐皆出自武川”等许多条目，都反映出他的问题意识已经十分强烈。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仍然可以从赵翼的“问题”中获得启发。　

　　总而言之，宋代以后，虽然传统的“叙述”历史的著作依旧浩浩荡荡，但是在“重要体裁”基本齐全的形势下，这个方面已经难有大进展了。史学若求新变，必须另觅新途。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考史、论史见长的史家变得日益醒目了。如果这些认识无大错，则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在“叙述”历史与“解释”历史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考史、论史。　

　　宋代以后的史学演变非常复杂，上述想法充其量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想”而已。以过分简化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问题是十分危险的，我之所以明知故犯，或许只是因为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猜想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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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珩《读书》2006年第5期
　
　　　古人对“天下”的理解，大致没有跳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圈子。天下有多大？除了身体所至，目力所及，其大体概念还是需要得之于舆图。这样一来，五岳四渎，茫茫九州，“天下”即可了了。因此古人向来重视舆图的作用。史可察古鉴今，纵向地推延数千年兴亡，而图则可划定不同时期的地域空间环境，以不变而言，是山川地貌；以变者而言，是疆界政区。以此为依托，可以整体或局部地用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行程胜迹、民族迁徙、文化衍变等等。　

　　中国地图的历史可远溯至商、周之时，这里还仅仅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至于某些局部的地理性标识，大概可以推至远古时期。《周礼》记录大司徒的职务就有掌管地图的一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后代地图的掌管归属于兵部职方司，作为军事文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晋代裴秀曾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七镇，每镇卷首皆有地图，可惜今已佚不存。据说现存最早的地图是出土马王堆的汉墓帛绘地图。而以文字表述的地理书或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如《括地志》、《一统志》、《大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河源记》、《徐霞客游记》，直至清人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这些著作虽为文字性叙述，又无不体现了图的概念。　

　　不久前，北大唐晓峰教授寄来一本他的新作《人文地理随笔》，读后颇感亲切。随笔深入浅出，与其说是人文地理随笔，我看更是一本地理学的人文笔记。他是专家，能够将地理学讲得如此“人味儿”十足，是非常难得的，尤其对我这样不懂什么是地理学的人来说，更有启发性。用唐晓峰自己的话说，“是受了洋人的启发，西方人文地理学，想得很多，管得很宽，‘人味儿’十足，明确划在人文社会科学一边”。我想，人头脑中的地理，不仅仅是一张图，而是一个立体的形象空间，然而这个形象空间却又离不开图的提示和匡正，这也就是舆图的魅力所在了。　

　　“左图右史”，历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足。《新唐书·杨绾传》：“性沉静，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凝尘满席，澹如也。”我想“左图右史”还应该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图与史是不能分离的，图与史分列左右，可以互相参补印证。治史者若没有地理知识，缺乏历史空间的方位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史地并称，正是这个道理。　

　　治史者如此，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舆图之学也是极为重要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地理常识，也就无从体会杜甫那种愉悦亢奋心情之下，为自己设计的“即从”、“便下”水陆两路的行程。　

　　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也必须参考舆图。《水浒》的活动空间虽仅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远比不上《三国演义》那样广阔，但书中所涉及的州府县治，皆有所本，之间的距离和地貌也与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的郁郁堂本，还是李卓吾评的一百回芥子园本和年代最早的郭勋刻本，虽有内容上的增减，但都有关于山东河北一带地理方位上的内容，显见作者对地理的熟悉。金圣叹批注之贯华堂七十回本，虽然经过他的删改，毕竟是近之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说到金圣叹，想到一件与地理水文也有关系的事情。二○○一年夏，某日下午我去琉璃厂荣宝斋，买完东西后顺便到楼上我的老同学萨本介的办公室闲坐，本介兄与我小学同窗，高我一班，后来在荣宝斋工作，是齐白石先生的孙婿，每到琉璃厂，走累了总要到他那里歇歇脚。那日闲坐之时，本介兄忽然说：“我让你看件东西，但不许看下款，你猜猜是谁的手迹。”说完拿出一手卷，打开后不见引首，只是个纸本长卷，内容很生，仔细辨认，是关于山东一带水文的勘记，故不甚明白。字写得尚工整，在行楷之间，绝对说不上好。且字体颇拙，非书家作品。我问本介兄为何人墨迹，他笑而不答，一定让我猜猜。我告诉他根本猜不出来，他才展尽长卷，露出下款“金人瑞”三字。我很吃惊，金圣叹墨迹我见过不多，无从判断，回来后急忙找出他在顺治戊子所书“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墨迹书影，似无相似之处，那关于山东水文长卷中的字更显得朴拙，全无潇洒之气。惟款识中“金人瑞”三字与那副对子的“金圣叹”三字，确是相像得很。　

　　金圣叹一生不仕进，文学批评和诗文却留下不少，但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只是哭文庙上揭帖一案导致身首异处的事情尽人皆知。而其考察山东水文地质的事迹，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估计是他壮年流寓山东时所为。这一手卷是荣宝斋在门市收购的，出自何人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位与《水浒》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俞万春了。金圣叹腰斩《水浒》后，又在七十回后半部加写了卢俊义惊噩梦，俞万春写《荡寇志》完全是凭借着这个基础拼造出来的。且不说俞万春的写作目的与政治观点，只说《荡寇志》与《水浒》的衍生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善于钻《水浒》的空子，二是极为熟悉《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环境。俞氏生活在嘉道年间，当时通行于世的《水浒》版本主要是金批的贯华堂本，俞氏从此入手，对于前七十回中的每一微小浮笔，都变为可乘之机而大大加以渲染、发挥。而对前七十回中没有明确交代下落的人物，如被高俅逐走的延安府教头王进、祝家庄的拳棒教师栾廷玉、扈三娘的弟弟扈成、失守大名府的败将李成、闻达等等，使之再度登场，参加讨伐梁山的行列。其他如《水浒》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乃至这些人上山的前因后果，利用得都十分巧妙，没有牵强、生硬的痕迹，可算《荡寇志》的第一大特点。而第二大特点就是文中对于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了如指掌，北至沧州，南至徐淮，东及沿海，西界豫皖，州府县治的距离、地貌水文、城垣沟壑叙述甚为清楚。我在少年时代读《荡寇志》时，手头总放着一部历史地图集，随时翻阅查找，惊奇地发现《荡寇志》涉及的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大小地名，皆能在地图上检索，从某地至某地所用时日，也都因其距离上的差异算得十分清楚合理，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详细。唯一遗憾是州府县治有以明清建制代替宋代建制的错误。俞万春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科举功名仅是诸生，青年时代曾随父在广东任所，对山东、河北未必十分熟悉。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成书于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前后凡二十二年，虽为小说，在写作上确实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说俞氏没有长期在山东、河北生活的经历，那么起码在写作时是离不开舆图的，而且利用的也不仅仅是一种舆图，否则不会有如此详尽的描述。由此想到时下某些武侠小说，书中人物今日峨嵋、明日天山，既无交通工具，又不知山川路途之远近，车船行旅之艰辛，写来不需任何舆图参考，倒也省去不少气力。　

　　治文史者而无舆地之学，绝不会形成历史时空的整体概念，历史就不会是立体的了。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是最典型的史地结合的著作。顾氏积三十年之力，取材于二十一史及百余种地方志，纠正了前人许多重大错误，尤其对于山川险要和用兵攻取方面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是结合史书阅读的重要文献。《读史方舆纪要》略于景物名胜方面，但在附录中有《舆图要览》四卷，是全书精华所在。中国舆图文献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留下的实物并不很多，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禹迹》、《华夷》两图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得以保留，可惜记注太简单，篇幅又小，参考价值不大。　

　　国外汉学家十分重视舆图的收藏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舆图是世界各国图书馆中最丰富的，大约有近万种之多。今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大李孝聪教授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收录了从明清时期刻本、绘本传统地图到二十世纪百年来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测地图多种，其中弥足珍贵的有《大明舆地志》、《热河行宫全图》、《台湾舆图》、《万里海疆图说》等等。中国舆图流于海外的很多，包括历史地图及山川形胜、水文地貌、古迹园林和疆域沿革的重要舆图文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正规的平面实测历史地图，大多是百余年来历史学家编绘的，而其主要依据是史书的文字记载而非古人留下的地图。由此想到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中看到不少中世纪以来保存的地图，有的是绘制在羊皮纸上，有的为铜板印刷，极其精致准确，这一点是超过我们的。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进行，经过二十年时间修订和充实，终于完成了这一多卷本史地巨著。当我们今天读史不能须臾离开此书之时，对于史地学前辈的敬仰油然而生，尤其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半生致力于此项工作，泽及后学，更是感到崇敬。
　　　　地理知识是一种常识性的知识。我这里讲的不是地理学，地理学是专门学者的事，而地理知识则是一般人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东西。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较之行万里路，前者似乎是容易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和条件，那么许多地理上的常识就要从图上去得到，这比读地理方志更为感性。　

　　我对于地图的兴趣是源于学龄之前，至今记忆犹新。　
　　五岁时，我的老祖母有位当小学校长的朋友，叫骆淑华，终生未嫁，彼时已经年届六旬。那位骆校长个子很高，脸很大，脸上还有几粒不太明显的麻子，说话声音嘶哑，从来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