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 作者:陈楚君 俞兴贸-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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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至1946年初军统局派来华北秘密总督察王蒲臣（此人系浙江江山县人，与戴
笠同乡，还是结盟兄弟），王到北平时，马、刘未曾热情接待和援助，又兼办事处
内一个失意特务宋元和，也对马、刘不满。从此王、宋二人结合，在平津两地拉帮
结派专搞马、刘的情报。戴笠死后，分成三大派系：毛人风的浙江派，郑介民的广
东派，唐纵的湖南派。后经蒋介石决定，把军统局所辖分为三大块：毛人凤主管保
密局，郑介民主管国防部第二厅，唐纵主管全国警察。虽然划分了权限，但军统部
分特务对毛人风不满，一致拥护郑介民。北平的马汉三、刘玉珠更为突出拥郑，并
与原戴笠的警卫吴安之组成反毛拥郑组织。蒋介石召开“国大”选举总统时期，马
汉三已就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负责“国大”竞选事宜。南京暗示副总统选孙科，
结果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而北平“国大”代表选李的占多数，招致蒋介石的恼怒，
这就给王蒲臣、宋元和搞掉马汉三、刘玉珠提供了好时机。于是王、宋趁机向毛人
凤密告马、刘拥护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想搞大华北主义，并声称马汉三接近北平共
产党要人，以及马、刘、吴结合“反毛拥郑”等等。毛人凤将此情况报告蒋介石，
蒋即批示法办，遂宣布马、刘犯有严重贪污罪判处死刑。“反毛拥郑”结合中的吴
安之出卖了马、刘，投靠了毛人凤。从这一事件中，具体反映了蒋、桂之间和军统
特务之间的权势争夺是非常激烈的。此后，王蒲臣升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宋元和
任书记。毛人凤又来天津召集特务训话，警告马、刘追随者从速改正，否则绝不宽
恕，并公开指出马、刘在北平搞“大华北主义”等等罪状。
第三次来津
1946年3 月13日，戴笠乘飞机由北平第三次抵津。随从人员有秘书兼人事处处
长龚仙舫，副官曹某，军统局总督察严家浩，帮会负责人金玉波以及警卫3 人。戴
仍在吴泰勋家会客，在睦南道其私宅住宿，随从人员安排在利顺德饭店住宿，在林
森北路（现新华北路）36号军统局天津站办公。戴此次来津目的是处理第九十四军
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雍载华为妾一事。当晚即通知该军军长牟廷芳说，奉委座谕，
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 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吴泰
勋家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
处分。戴为了恫吓牟等，故意不允，并大声说，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戴
立即叫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朱洽阳（当时任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
讯组长）扣押镣审。戴如此做，是杀鸡给猴看。杨案后来不了了之，并经蒋介石发
表杨文泉任第七十二军军长。戴本拟当日回上海，由牟、张等人再三挽留，延至15
日上午才动身成行。
与戴同行者除随行人员外，还有他特邀客人黄顺柏（准备让黄在上海筹备北洋
保商银行）。15日起飞去青岛，停留一日。17日上午飞去上海，准备当日晚为在上
海即将离任回国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饯行。结果飞机撞在南京郊区戴山，
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关于戴笠与吴泰勋的关系渊源，在此附记一笔。早在1931年张学良任国民政府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驻在北平时，吴年方19岁，担任警卫旅的团长。由于其父吴俊升
与张作霖同死于皇姑屯炸车案，所以张学良与吴结拜把兄弟，是父辈子辈的双重关
系。当时戴笠以蒋介石代表身份去北平谒见张学良，即由吴引见。戴为搞好与张、
吴关系，特提议与张、吴结为把兄弟，在互相利用情况下，张等慨然应允。戴居长，
张行二，吴是老三，此后吴向戴推荐多人在军统局任高级特务，如裴级三、李志一、
吴安之等。这些人都是他父亲吴俊升的护卫。
特工秘闻
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阴谋活动
张瑞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统局为了实现蒋介石加强内战的阴谋，在东北积极勾结日
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化敌为友，进行所谓“对日工作”，进行一系列部署，从事
特务活动。
1946年4 月中旬，军统局东北区办事处（对外称东北行辕督察处和东北保安司
令长官部督察处），从锦州迁到沈阳后，立即成立了“日韩组”，对外称东北行辕
日侨俘管理处督察组（简称‘旧管“）。它是以对日、韩工作为名进行特务活动的
职能机构。这是军统特务组织中内部机构，对外一切行文、身份证件。旅行护照等
均用”日管“的名义。刘治泽被任命为上校组长，我为中校副组长。当时军统局东
北区办事处主任文强（中将，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
长），副主任张树勋（少将，督察处副处长），二人当面对刘治泽和我交待任务让
我们在公开的”日管“工作掩护下，专做’旧韩组”的秘密工作。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文强找我谈话，我准时来到沈阳市三经路九纬路他的
公馆。谈话是在会客厅里进行的。在谈了一些我的历史和家庭情况之后，他说：“
今后你的责任很重，委座很重视东北的对日工作。戴先生在世时，不知多少次向我
传达委座的指示，我们一定要眼光放远，化敌为友。你要通过福田抓一些在日本国
内和在东北日侨中有影响、起作用的重要人物。过几天我准备找福田谈。”接着又
交换了一些情况，谈话就结束了。此后我就利用我手下日本特务小柴猛志（原名原
田俊雄）等人进行活动。
网罗日政重要人物培植亲蒋势力
福田德次郎是敌伪时期日本军部派到东北的特务头子，军衔是陆军中将。曾当
过日本驻美、德大使馆的武官，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
来东北后受日本关东军的指示，对白俄和英、美等国侨民进行工作，日本投降后潜
伏下来。我们通过小柴猛志等人和福田取得联系。福田和当时在东北的一些日本主
要人物关系密切，交谊深厚，洞悉关东军的内幕，了解伪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
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关键人物。军统局利用他充当军统局东北区“对日工作”的高
级参谋人员。
1946年4 月下旬的一天，文强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办公室和福田
德次郎、小柴猛志、大石等人谈话，内容非常广泛，从中日友好历史、地理关系一
直谈到针灸、算卦、相面等等，谈了近两个多小时。福田说：“作为一个战败国的
将校，本应向你献上战刀以表示缴械投降之意。”文强说：“哪里，哪里！你已经
解甲归民啦！咱们不以过去的什么身份谈话，纯以民众的身份促膝相谈吧！蒋主席
（指蒋介石）胸怀宽阔，眼光远大，一贯重视中日两国友好交谊，和睦往来。”福
田等人聆听之后，表示愿为“中日合作事业”贡献力量，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自此以后，我和福田、小柴等经常来往，频繁接触。由于福田积极活动，很快
就拉拢了平岛敏夫（伪满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等重要人物。福田又派富永
等人到长春去拉拢了高崎达之助（伪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等日本战犯，还搜
罗了一批日本特务人员，除小柴猛志外，还有水野博等十余人。他们对外身份也称
为“日管督察组工作人员”。在苏联红军进驻东北以后，曾在长春、沈阳等地搜捕
过这些人，由于他们隐避潜伏，没有被捕。 1946年5 月间，文强在张树勋家设宴招待平岛敏夫、押川一郎、坪川与吉、福
田德次郎等人，我和小柴猛志作陪。席间，文强向平岛等人表明：蒋介石一贯主张
“中日友好，共同合作”，“不愉快的过去已经过去，将来要化敌为友，以新的姿
态重新合作，和平相处，长久友好下去”。平岛敏夫表示：“作为一个对战争应负
部分责任的我们，能够参加阁下这样的盛大宴会，殊为光荣。如果阁下有什么吩咐，
为了和平，为了中日亲善一定尽力而为。”当文强谈到有相当数量的日军潜逃到长
白山地区的情况时，平岛与福田看法不同。平岛等认为长白山地区不可能潜伏几十
万日军。福田等人则认为在日本投降时确有部分关东军潜逃于长白山地区。他们各
自提出不同意见。接着又谈论了一些中日贸易的情况。宴会后，文强对我说：“长
白山地区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日军，这还是一个谜。现在还没有搞出一个究竟来，所
以还不敢上报。依据关东军把博仪搞到通化去，准备在那里负隅顽抗的事实看，很
可能有的。我们先去。取得联系后，听听他们的要求再做下步计划。”
开办企业筹措特务活动经费
根据军统特务活动经费自筹的惯例，为了筹措“对日工作”的经费，成立一个
购销日侨生活用品的企业，名叫东北公司。我是经理，实际由日人贝野音次郎等人
负责。凡是福田、小柴等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费用均由该企业利润中拨给。1946年
8 月间，由东北公司投资，在沈阳市北市区西塔大街开设一处大米加工厂，名叫福
民碾米厂。我以张裕兴的化名当了该厂经理，实际上仍由贝野和一个朝鲜人金某负
责，于1948年秋倒闭。
1946年4 月间，张树勋让我和福田说，叫福田和平岛等人商讨，让沈阳日侨联
络处拿出几百万元，经营一个中日贸易公司，以便筹集“对日工作”经费。后经福
田、平岛等几次磋商，同意分5 次拨款，每次50万元，共给了250 万元，这笔款都
交给了张树勋。同年7 月间，军统局东北区经济委员会主任蒋膏生在沈阳市和平区
国际马路16号召集会议，出席人员有宋振中。熊斌、郝逸梅等十余人，讨论研究设
立中日贸易企业公司的问题。名称根据我的提议叫东兴企业公司，设在沈阳市和平
区台儿庄街原日管督察组旧址。董事长陈旭东，副董事长宋振中，经理熊斌。经营
项目：中日贸易、中朝贸易、国内贸易。8 月间正式成立。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
侠谊社、中国经济通信社等都送了匾额、挂轴、银盾等物，以示祝贺。从此他们开
始了投机倒把活动。
文强、张树勋要我对福田做工作，然后由福田对平岛等人进行说服，让他们树
立亲华（蒋）思想，为军统局多做工作。在当时主要做好潜逃在长白山地区日军残
部的招降工作，在他们回国以后，能同中国驻日代表团（文强准备去当该团副参谋
长，我准备去做武官）联系，培植一批亲蒋分子，然后组成一个党派，渗人日本、
朝鲜的各个分野，起亲华（蒋）作用。工作的结果，平岛、坪川等愿意合作，表示
要贡献力量。
此后大西等日人就吵吵嚷嚷地要在东北组织什么“日本国民党”，带回日本去。
1946年7 月间，我们派大西等回日本进行活动，并叫他们在日本组织东方文化研究
社分社，待文强和我赴日主持这些活动。同时从搜集的情报得知，日本500 吨左右
的轮船价格便宜，文强、张树勋为了给东兴企业公司购置一只船，以便搞中日走私
活动，便叫大西等人带了约值50万元的自来火石，随着遣送日侨的行列，回日本去
购买这种船只，驶来东北葫芦岛。可是大西一去就没有回来，连个消息也没有了。
1946年9 月间，刘治泽和我经请示文强、张树勋、陈旭东批准，派日管督察组
少校组员田孟化装成日人，随同遣送日侨的队伍回到日本东京，一面联系派回日本
的特务人员，看看大西等人是否购买船只，同时和中国驻日代表团取联系。预定在
日本活动三个月再随接运日侨的船只回来。田去后很久没有消息，待到1947年7 月
间，才给刘治泽回信说，他已和代表团取得了联系，他由代表团安排在一个华侨小
学校当了教员。
化敌为友放纵日本战犯
1946年9 月间，文强带领军统局长春站人员和一些日本特务到长春去视察工作，
高崎达之助、川义介等人在长春的吉林餐厅设宴招待文强。席上，文强又高唱中日
友好合作，并要求高崎等人协助做好工作。高崎当即表示，要竭尽绵薄，愿为“中
日亲善”而努力。过了两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小柴猛志急匆匆地进屋对我说：
“昨天晚上由沈阳来电话，说南京国防部派来一个‘日本战犯督导组’，组长邹任
之少将，要逮捕日本重要战犯平岛敏夫等人。不日要到长春来，当然也要逮捕高崎
达之助等人。怎么办？”我说：“去请示一下文先生。”我起来去见文强，把小柴
猛志说的话重复了一番，文强叫我赶快写一个报告来。我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