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 作者:陈楚君 俞兴贸-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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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都一手抓到底，尽量派遣军统特务去充当。军统局认为警察局和侦缉队是深人下
层、统治人民最牢靠的组织，历来对其他公开机关有时可以放弃，而对于警察机关
则不肯轻易放弃。军统局于1934年在西安建立了陕西省站，派马志超任站长，就是
以西安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出现的。他以全副精神和力量，运用各方面人事社会关
系，吸收特务细胞，指挥布置全省范围的特务活动，使西安警察局完全为军统局陕
西站服务。为了安全与秘密，马志超在西安好几年的时间里，陕西站站本部和配属
该站的无线电台，一直设在西安警察局里面。军统局兰州站长史铭也兼任兰州警察
局长，以为展布特务活动的依托。从1934年起，西安、兰州以及陕甘两省较重要的
城市宝鸡、汉中、平凉、天水等地的警察局，都一直为军统局所控制。1935年，军
统局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在“秘密组织领导公开机关”这个原则下，西北区实际
就是军统局在西北方面的最高指挥机关，所有西安、兰州各地警察局，都在西北区
统一指挥下，配合特务秘密组织，充分发挥了“公开机关掩护秘密组织，秘密组织
配合公开机关”的作用。
马志超是军统特务最早的头目之一，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2年在蒋介石嫡系
部队八十师任团长，曾参加江西、福建“围剿”红军，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
闹意见，1934年转而投靠军统局。戴笠不过是军校六期被开除的学生，一般的“黄
埔老大哥”最初都不肯为他所用，马志超居然俯首帖耳地自动投靠。此时，正当军
统局急于要把特务魔爪加强延伸到西北去，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因此立即
被派到西安去。从19341936年他担任军统局陕西站长兼西安警察局长，凭借乡土关
系，加上军校一期“黄马褂”的招牌，招摇撞骗，广收滥用黄埔失业军人、流氓地
痞、恶霸、无赖之徒，加入了军统组织。军统局早期在西北方面的特务，多半是马
志超发展的。“
西安警察局从1931—1949年解放前夕，一直是军统特务在西安镇压共产党和广
大人民群众的大本营。单就马志超在西安警察局长时期的两个血腥案子就足以说明
这一点。
第一，1935年12月，我初到西安和马志超谋划，把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特
务力量统驭起来，对共产党来一个下马威，在短期内给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严重打击，
以加强西安市的控制。因此，我向“西北剿总”建议设立西安军各督察处，得到了
同意，指派“剿总”中将参议谢珂负责筹办，并派谢珂为军警督察处处长，马志超
为副处长，我以军统局西北区长身份担任督察长负实际责任。1936年1 月底我离开
了西安，督察长一职由我的后任西北区长江雄风接替。马志超当时担任军统局西安
站长，实际上他是军统局西北区和军警督察处的耳目。根据马志超的情报，1936年
2 月，在谢珂、江雄风指挥下，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一次严重破坏，共产
党地下工作人员被捕的有20多人。
第二，1936年11月蒋介石进驻西北，住在离西安50华里的华清池，调兵遣将，
重新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已经内定撤换张学良，派他的嫡系蒋鼎文接替“西北剿
总”代总司令的职务。军统局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严令西北区加强对共产党、进步
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把这个“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
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
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
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非常措施。1936
年12月9 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
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
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
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
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
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警，对游行队伍如临
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下令军警
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
出了西安。1937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
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
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
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
人民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
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
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1940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控制
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