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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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死了”（3）
十一时不到，约翰·莫尔给约瑟夫·高勒殡仪馆要了电话，这家殡仪馆离胡佛家比较近，位于纽约威斯康星大道哈里森街。高勒派出一辆无标记的小汽车，这辆车可以拉运一副装上尸体的担架。为避开新闻摄影师，那辆车从后巷靠近住宅。验尸官代表们等到白宫正式宣布死亡，然后将胡佛的遗体从后门移出，穿过庭院，通过车库送到正在等候的汽车上。高勒的车于下午十二点半离开胡佛的住宅。
约翰·莫尔和海伦·甘迪一直考虑的是共济会葬礼，但在下午两点零五分，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已决定举行全军礼国葬。遗体将于5月3日安放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供人瞻仰，5月4日将举行追悼会。军方接管了礼仪安排。
1972年5月3日清晨，天气灰暗而阴沉，在国会山圆形大厅里，空气中的薄雾让悼念活动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之中。那沉重的棺柩安放在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建造的柩车上，在胡佛之前，只有二十一位美国英雄和政治家享用过这辆柩车。柩车上午十一点半抵达国会大厦。由美国国家长老会牧师爱德华·埃尔森和美国参议院牧师为前导，抬棺者们负重走上长长的台阶。莫尔后来对我说，他和甘迪小姐选了一种铅衬里的棺柩，有一千多磅重，根本没考虑要将它抬到国会大厦台阶上去。对那些年轻人来讲，这肯定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重量，当他们竭尽全力挣扎着走上台阶时，有两个人被扭伤了。
圆形大厅里的悼念活动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联邦调查局行政会议成员充当了荣誉护柩者，局里许多其他人也参加了悼念活动。首席法官沃伦·E．伯格曾备受胡佛青睐，他颂扬局长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人，（他的）个人操行规范已深刻影响到整个团体，使其兼具效率与清廉。”
从下午到晚上，有数千人赶来致以他们最后的敬意。棺盖紧闭的棺柩让几个寻求刺激的作家将胡佛想象成死于谋杀。而在高勒殡仪馆供人瞻仰的那几个小时里，胡佛的棺柩一直是敞开着的，并没有谋杀的迹象。
那天下午，莫尔回到自己办公桌后，有位客人走了进来。他是帕特里克·格雷三世。这位助理司法部长宣称，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指示他来查阅“秘密”文件。
莫尔耐心地做了解释，称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他所听说的秘密文件。对那遗体已躺在圆形大厅柩车里的胡佛，他们也聊了几句，之后格雷就离开了，看上去还算满意。
次日，也就是5月3日的上午，格雷情绪激动地再次来到莫尔的办公室，要求知道那些秘密文件放在什么地方。莫尔再次向格雷断然否认秘密文件的存在。谈话逐渐激烈起来，言语也变得不那么客套了。莫尔后来说：“我想我确实对他说了点粗话。”
在这一点上，格雷坚持己见，毫不妥协，他说道：“瞧瞧吧，莫尔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爱尔兰人，没有谁能摆布我。”
莫尔站了起来，大声说道：“看看吧，格雷先生，我是一个精明的荷兰人，谁也摆布不了我。”格雷转身离开。后来三小时不到，克兰丁斯特就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接到任命不到半小时，我就接到托尔森打来的电话。
他说：“我希望你今天正式安排我退休。”
我问：“你要在电话里给斯基尔曼夫人口授申请吗？”
“不，”他说道，“我想让你写。简短一些，没有什么要大书特书的。让斯基尔曼夫人在上面签我的名字。”
“行，”我说道，“我今天下午交给格雷，马上开始办理。”
那封信是我写的，措辞要比托尔森温和一些。既然在克兰丁斯特的任命听证会期间，我已经和格雷有过相当多的接触，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他，他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说：“给他写一封温暖人心的信，同意他的退休申请。要赞扬一下他多年的杰出工作。给我空下签名的地方。写上今天的日期。”他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道：“葬礼之后我想找你谈谈，之后我会在上面签字的。”
“胡佛死了”（4）
“好的，”我回道，“我随时都可以。你是想我到你办公室还是你到我这儿呢？”
“我过来。我有事想问问你，我还想到局长办公室看看。”
“愿意竭诚效劳，”我说，“我会呆在这儿的。”
“很好。”格雷回道，随后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格雷与约翰·莫尔顶牛的事，我相信他是想谈谈所谓秘密文件的事。
5月4日上午，在高勒殡仪馆工作人员和军人护柩者的护送下，胡佛的遗体被运到了位于内布拉斯加大道的国家长老会进行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的安排更多地是吹捧总统，而不是让局长死后身蒙隆誉。电视报道关注的焦点是座次的安排。原计划是让总统、尼克松夫人和代理局长格雷及其夫人比阿坐在左侧前排。荣誉护柩者，包括我本人（系代理副局长）、约翰·莫尔和阿历克斯·罗森、两名局长助理和全体助理局长，都坐在右侧前两排。
5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新任命的代理局长绕开那位“精明的荷兰人”莫尔，给莫尔的助手詹姆斯·亚当斯打电话。格雷指示说克兰丁斯特的座次安排有了变化。原来定在左侧第二排，和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在一起，克兰丁斯特想坐在右侧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与总统正好对称，正前方就是电视摄像机。格雷的指示得到贯彻执行，在悼念活动期间，这位司法部长就与荣誉护柩者们坐在一起。
在尼克松总统的颂词中，他把胡佛赞扬成“一位伟人”，并说道：“让我们谨遵其衷心所愿，要让所有禀持其高尚信仰并致力于我们社会安宁的男男女女备感荣耀，以此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当送葬队伍离开长老会所在地转上内布拉斯加大道时，一种令人惊异的景象展现在眼前。放眼望去，穿着制服的警察沿大道两旁紧密地排列着。许多人来自华盛顿市警察局，其他的则来自周边地区。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后来得知这是军方安排的。
全副武装的警察部署在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所有交叉路口。在华盛顿东南，送葬队伍掉头向北走上了波托马克大道，这条大道直接通向胡佛双亲安眠的墓地。
那天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后，我就等着电话，很想知道我的新老板会说些什么。三点钟刚过，他打来电话，问是否方便见我。数分钟之后，他走了进来，伸出手紧紧而热诚地与我握手，随后就在挨着我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我说：“祝贺你履任代理局长。坦白地讲，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总统能从内部选出一个人来，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还是会尽心尽力地支持你的。”我绝对真诚，但我相信格雷是不会信任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官员的。
他笑了笑，说道：“谢谢你，马克。我需要得到一切帮助。担任这个职务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对联邦调查局一向深怀敬意。”格雷接着说：“稍后我们会有许多事情要谈，但今天我第一个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秘密文件。”
“格雷先生，”我说道，“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秘密文件。数以百万计的文件都含有言之不恭的信息，这些文件一些是通过联邦调查局案件调查时获取的，一些是人们主动交出来的。有些文件含有极为机密与敏感的间谍调查信息。按照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遵循的规定，我们许多文件都分成了绝密级或机密级。”
“马克，我说的不是普通文件。谁都知道胡佛本人手里有些秘密文件，这些文件含有诋毁重要人物的信息。”
“联邦调查局有许多文件与重要人物有关，”我说，“有少数人可能会因为违反某种联邦法令而受到调查，但数以千计的人都是因为要在联邦政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而受到调查。”
格雷打断我的话：“我都知道，但胡佛放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是些什么文件呢？”
在联邦调查局，除了海伦·甘迪外，我对胡佛办公室里的文件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因为那些不属于其私事类的文件都会交由我来保管。
“胡佛死了”（5）
在他任局长的四十八年里，胡佛与政府高官和要人有着广泛的私人联系。他与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书信来往，包括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得克萨斯州石油大亨克林特·默奇森、美国无线电公司创始人戴维·萨尔诺夫、波士顿的理查德·卡迪纳尔·库欣、纽约饭店的老板谢尔曼·比林斯利和伯纳德·图茨·肖尔、好莱坞的杰克·华纳、金姬的母亲莉娜·罗杰斯和许多其他人。他给现任总统写过私人书信，与赫伯特·胡佛保持着朋友关系（非亲属关系）。
局长的私人文件还包括联邦调查局各级官员写来的信件，有些来信极尽谄媚之辞，这些人要么是尽力不让胡佛找麻烦，要么是设法投怀送抱，讨他欢心。当然，有些信件含有与名人有关的污点内容，也有那官员想来可能有趣或能让胡佛逗笑的闲话。甘迪小姐保存了这些信件，并没有纳入联邦调查局重要档案和索引中去。随着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她那小小办公室的墙壁前都挤满了文件柜。四十八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些文件就日积月累地积存了下来。1971年，胡佛指示甘迪小姐开始清除这些信件，但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去世了。
此外，胡佛有时命令将某些联邦调查局公文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防止让普通职员看到。比如，如果联邦调查局有一份与现任总统有关的文件，该文件就会保存在局长办公室，就像对待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联邦调查局握有其首份政府职务申请书，而这份申请书就是这样保存的。对于那些涉及胡佛同总统们谈话的极其敏感的备忘录，它们有时就由甘迪小姐保管，只有得到胡佛的明确许可才能翻看。结果，除了私人信件，还有大量的联邦调查局官方材料保存在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而这些都被称为“官方与机密文件”。
我将这一切都向格雷做了解释，还说胡佛保存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文件“是如此敏感，所以他觉得应以按需知密的原则对它们进行保管，以免让可能偶然碰到它们的特工或职员因为好奇而看到”。
格雷突然插话：“如果材料牵涉到高层，他还会不会按这种习惯来行事？”
“当然会，对于可能涉及极为敏感而需慎重对待的间谍调查文件，联邦调查局也会这么处理。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档案室，进入该档案室要受到严格限制，里面的案子绝大多数属于外国情报类。但是，你看，所有其他文件都保存在档案区，因为每个联邦调查局雇员都允许接触最高机密，所以必须进行一些区别对待，保存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可能就属于区别对待的文件。”
格雷摇了摇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显然疑窦未消。
“格雷先生，我们为什么不到胡佛办公室去看看那些文件呢？”
格雷笑了，说道：“好的，我们走吧。”
我陪同格雷走向他的新办公室，一路上言谈甚欢。我们走到时，我将他介绍给接待员，然后领着他直接来到甘迪小姐的办公室，里面是胡佛五十三岁的私人秘书和与她共用一个办公室的梅特卡夫夫人，我便向她俩做了介绍。格雷对这两位女性显得殷勤而和蔼。
我说明来意，说格雷想了解所谓的胡佛档案，然后再看看他的新办公室。甘迪小姐微笑着说道：“好的，它们就在那儿，”同时指着占满这间小办公室两堵墙的十个五屉式文件柜。“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胡佛先生的私人信件，有些是他初任局长时候的。”她正准备将所有这类材料挑出来。托尔森指示甘迪小姐将所有的胡佛私人信件整理打包，再送到胡佛家中。因为托尔森已准备退休，他就指示甘迪小姐将官方和机密文件送给我保管，并由我做最终处理。
格雷随便向一个敞开的文件抽屉看了看，却没有继续翻看里面的文件。对于甘迪小姐和我的解释，没有迹象表明他还不完全满意。
我从里间的私人办公室开始，继续领着格雷完整地参观局长的办公场所。“格雷先生，”我说道，“这里的办公用具在胡佛先生开始任局长时就用上了，几乎有五十年。你可以换掉了。”
“胡佛死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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