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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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比利时及荷兰二国，比利时在非洲已经捡得了那大过它本国七十八倍以上的刚果，无力消化；荷兰也自有其荷印、圭亚那等属地，其中仅仅荷印已相当于本国五十四倍以上，够它吃，也够它忙。况且，它并没有近代化的海军。
丹麦、瑞典、挪威三个北欧小国，倒真正是对华“毫无领土野心”的，同时也真正是只想“扩充商业”的。
其他的欧洲国家，奥地利是“内陆国”，希腊则自保不暇，巴尔干半岛之上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布加利亚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均是俄、奥之间，也就是俄、德之间，被争夺的“骨头”而已。
土耳其在当时，由于国都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边缘，也算是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如所周知”，它的情况不比中国好。中国是“东亚病夫”，它也是奄奄一息静候宰割（实际上已被宰割了一大部分）的肥羊。
总之，除了英、法、俄、德、日五国以外，有力量参加瓜分中国而不曾参加的仅有美国一国而已。
美国对华的兴趣在于“通商”。美国在上海一度有过租界，其后这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上海老百姓沿称这公共租界为“大英地界”，而不称之为“大美地界”。结果是，英国人背了名，而美国人照样享受一切特权。
英、美两国本可以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在中国全国的铁路、矿山上投资。自从有了所谓势力范围以后，英国的投资被限制于长江流域。
英、美看得很清楚，所谓划分势力范围只是瓜分中国的前奏。中国如果被瓜分，则英国至多只能分得长江流域而未必能守，北有贪得无厌的俄、德，南有雄据台湾的日本，而日本之蚕食对象不止于福建一省。日本以外，又有对云南、四川、广东均不肯放手的法国。总之，英国到那时候，处境将更加困难。
富有经验与远见的英国外交家老张伯伦，于是决定对瓜分中国的运动加以及时的阻止。而阻止的方法不在于压迫俄、德、法、日取消势力范围，因为事实上英国无此力量。只要势力范围不恶化为列强的殖民地，瓜分运动便自然而然中途停顿了。如何使得势力范围不变成殖民地，莫如把筑路、开矿之权与经商、贸易之权分开，只承认筑路、开矿的势力范围，而不承认经商、贸易的势力范围。
老张伯伦把他的意见灌输给当时美国驻英大使海约翰，海约翰在1898年下半年被调回本国担任“国务秘书”。日文译为“国务卿”，错误之至，美国不是一个君主国，那有什么“卿”呢？ 海约翰有意对华采取一种符合于老张伯伦意见的政策，便从希腊召回一位曾经担任过驻华公使的罗克希尔。英国方面听到消息，也召回一位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赫德头号助手的希匹斯来，叫希匹斯来赶紧击美国，因为希匹斯来与罗克希尔在华常相过从，是很好的朋友。
希匹斯来直接向罗克希尔、间接向海约翰，接出了一个新鲜的口号：“商业的门户开放”。
这个口号被海约翰采纳，作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有些历史家把这“门户开放政策”，与孟罗总统的 “孟罗主义”对称。孟罗主义的对象是中南美各国，意在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不让欧洲的国家来侵略。
海约翰在1899年9月6日，对美国驻英、法、德、俄四国大使，发表一个训令，叫他们分别向这四国的政府取得关于下列三点的承诺：
（一）在各该国的所渭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不干涉到通商口岸或任何他国已有的权利。
（二）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只有中国政府可按照中国与各国所协定的关税税率征收关税。
（三）在各该国的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以内，各该国不得对他国人征收高于其本国人所缴纳的港口费或铁路运费。
这训令发出以后过了三个多月，海约翰又对美国驻日大使与驻意大使发出同样的训令。（实际上，海约翰对意大利求取保证是白费的，意大利不曾从清廷手中获得任何租借地与势力范围。）
照理，英国既是幕后的导演人，应该首先作无条件的承诺。但是聪明而自私的英国当局装腔作势说：九龙新界虽则是租借地，却与一般的租借地不同。又说，英国只能承诺到他国所肯承诺的程度。
德国的答复，在文字上最痛快而漂亮：德国从一开始便巳不但确定了、而且完全实行了，在它的中国“领有地”之中，对任何一国的人民“予以贸易上、航务上、商业上的平等待遇。”又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正是门户丌放政策。”
法国的答复更加漂亮：它希望在全中国各国人民一律受到平等待遇，尤其是在关税、港口费与铁路交通的运费这三个项目上。
俄国的答复最不漂亮：“关于怎样收取关税的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决定。”换句话说，倘若中国自愿绐俄国人以特别优待（实际上已经给了），这不干你美国的事。俄国是惯于偷了东西又否认的，又说：“俄国从来没有存心为自己的人民索取特权，而把别的外国人摒斥在一边。”
剩下的日本与意大利，这两国对海约翰所要求的承诺欣然同意。意大利在华虽没有租借地与势力范围，却也厚着脸皮，向美国承诺给予他国人民以商业上的平等待遇。
《细说清朝》一三○、百日维新
在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亦即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百日维新，一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八月初六日结束，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二天。
在这一百零二天中间，光绪皇帝一共下了二百零五条谕旨与密诏，其中十分之八九均与“维新”有关。其中真正见诸实行、不曾被慈禧太后于戊戌政变之后一笔勾消的只有一件，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巾所强调的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于民国以后改称北京大学。
实际上，设立京师大学堂的计划，在维新以前的三年便已决定。这计划之所以能见诸施行，应该归功于光绪皇帝在维新期间的一股冲劲。
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光绪选中了孙家鼐。孙家鼐是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这时候官居吏部尚书，年已七十一岁。 光绪在五月初五日加给孙家鼐以协办大学士的名义；十五日，派他“管弹京师大学堂”；同一天，赏给梁启超以六品官衔“办理译书局”，将译书局与另一机构“官书局”，合并在京师大学堂以内。
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是由梁启超起草的、它不仅是规模宏大的一所大学，而且有“统辖各省学堂”之权，所以实际上成了“教育部”的前身。泽书局呢，堪比于后来的国立编译馆。
创办京师大学堂与译书局，都是很好的事，虽则也有人反对，但尚不致阻碍多少人的出路，打坏多少人的饭碗。
然而，光绪（在五月初五日）下诏废了八股：“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策论。”这就正如张之洞所说，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进士、几万个举人、几十万个秀才与几百万个童生。尤其是其中的举人、秀才、童生，他们花了若干年的工夫学会八股，等于白学。
另一项改革，谕令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凡是不在“祀典”的，连同其庙产、寺产、堂产，一概改为学校。所谓“祀典”，指国家的大典，那末不在“没收”之列的仅有太庙、天坛、社稷坛与孔子庙、关岳庙了。于是，全国的和尚、尼姑、道士、管祠堂的各地各家族族长，也都成了维新的敌人。
更严重的一项改革，是裁撤骈枝机关。光绪在七月十四日下诏书，把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统统归并到礼、兵、刑三部，又裁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因为这三省已各有其湖广总督、两广总管与云贵总督）。专管河工的东河总督，与若干非产盐省份的盐道，非运粮省份的粮道，以及无地方行政责任而专管水利、盐场、巡捕的同知、通判等等，也完全取消。于是，极多的冗员丢官，也恨死了维新二字。 最严重，同时也确是最重要的一项改革计划，是关于设立“制度局”的事。这“制度局”原为康有为在正月初八日的“第六次上书”中所建议的。光绪在二月十三日才看到这“第六次上书”（被恭亲王搁了一个多月），立即批交总理衙门大臣会议。那些总理衙门王大臣拖到六月间，被光绪催促，回奏说不能设立。光绪改交军机大臣议复，军机大臣们也表示在大体上不赞成。光绪于是又电征各省督抚意见，有些督抚竟然连回电也没有。 这“制度局”是什么呢？是一个起草宪法的机构，实行宪法的一个“事实上的新政府”。康有为说得明明白白：“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他又说：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康有为的勇气与光绪的魄力，均令我们佩服。可惜这两人均是热心过份，经验毫无。他们似乎以为，只须他们两人一君一臣情投意合，便可以把旧势力、旧制度以若干张诏书一扫而光，并且立刻可以在腐败专制的废墟上，建筑起君主立宪的画栋雕梁。
结果是，一切的一切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都成了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康有为是广东省南海县（广州）人，生于咸丰八年，在百日维新之时年四十一岁。他的文章很好，洋洋洒洒，下笔千言；在学术方面涉猎亦甚广泛，始则受业于朱次琦，窥见宋明理学的堂奥，继则私淑于王辏г耍怨蜓傻乃轿⒀源笠宸⑸茫詈蠖亮私现圃炀钟牍阊Щ崴霭娴娜舾晌魇橐氡荆竦昧斯赜谕夤话闱樾蔚谋砻娴牧私狻Ｋ皇笔彼枷虢绲囊桓鲇行娜恕�
他幼年专攻八股，由秀才而举人，其后在光绪十四年与二十一年以举人的资格向皇帝上书，第一次是单独行动，第二次是联合了六百人以上共同行动。这两次所上的书，均被“大臣”吃掉，不曾送达皇帝的案前。
第二次上书之时，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于是他又以进士的资格，托都察院递上第三次上书。这一次，皇帝收到了，大加赞赏，叫人抄了四份，一份呈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其余两份分存乾清宫与勤政殿。
其后，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奉召觐见之时，他又上书五次，总计上了八次。
八次所上的书，千言万语不外乎“变法”二字。而他所谓变法，说到最后也只是“君主立宪”，以日本与英国为榜样。
光绪皇帝被他感动。朝中大臣如翁同龢、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岑春煊、陈宝箴等，也都被他感动。被他感动得最彻底的奠如他的学生、广东新会县人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于十九岁的时候（光绪十七年）到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从此，他作了康有为的信徒，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为止。
梁启超在十七岁中举，主考是贵州省贵筑县人李端棻。李端棻爱他的才，把堂妹嫁给他。这一年，是光绪十五年。
不久，他拜康有为为师。康比他年长十五岁，这时候已经从北京上了第一次书回来，名震天下。次年，康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一个私人讲学机构，称为“万木草堂”，梁就成了经常听讲的弟子之一。其他的弟子有陈礼吉、麦孟华等人。
万木草堂在光绪十八年移到卫边街邝公祠，在光绪十九年移到府学仰高祠。梁启超一直随着康有为“搬家”。康的一套理论，在这三年之中启发了梁启超的智慧。
其后康、梁二人在思想上发生歧异。康醉心于廖平（季平）的所谓“今文学”，而更进一步认为《周礼》、《左氏春秋》、《诗经毛氏传》，都是王莽叫刘歆伪造的（《新学伪经考》），又认为尧舜“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极寻常”（《孔子改制考》）。梁呢，在从康以前，已经有了相当好的经史基础，喜欢实事求是，不欲卷入“今文”与“古文”之争，更不愿附和“孔子改制”之说。康的成见甚深，一言既出，宁死也不认错，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则“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
然而师生二人均十分爱国，均确信中国惟有“立宪”才能转弱为强。
至于立什么样子的宪，有什么力量足以支持所立的宪，康不曾加以深思熟虑。梁在当时年纪还轻，只是受康的驱策，作奔走宣传而已。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间，康、梁二人与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都在北京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