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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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细说清朝》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 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细说清朝》一一六、蒲安臣
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他在同治六年派遣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英文写作“特命全权高级公使”High Ministe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同时被派的，是志刚与孙家谷。这两人名义与蒲安臣相同，事实上只是高等随员而已，清廷为了敷衍英、法两国，又加派柏卓安与德善为“协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在华五年，颇得中国政府及各国驻华人士的好感。他任期届满，恭亲王与文祥等人在总理衙门为他饯行。于酒酣耳热之际向他提出，请他到欧美各邦作中国的正式代表。他踌躇了几天，却不过恭亲王与文行的情面与总税务司赫德的“打气”，终于答应。
答应了以后，他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
他率领志刚等人与三十名左右的随员，在1868年2月25日（同治六年二月初三）离开上海，于一个多月以后到达旧金山，受到加里福尼亚州长的盛大欢迎。在欢迎宴会上，他强调中国已走上“和平与进步”的大道。州长说：“我们的贵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同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的宠儿”。
到了纽约，纽约州州长也设宴款待蒲安臣与他所率领的“代表团”。蒲安臣演讲说：“中国已经准备邀请美国传教士“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头、每一个山谷，树立闪耀的十字架”：中国而且准备“聘任美国工程师去中国开矿、筑铁路。”
美国的总统约翰生，在华盛顿白宫接见他们，叫国务卿（国务秘书）席华德，和蒲安臣议订了一个《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内容共有八条，例如，美国如与他国交战，美国与他国均不得在中国领海“争战夺货劫人”；中国可以派领事驻在美国各港口；中国人在美国也应该有信仰自由，“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如果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往别国（作猪仔），均按法律治罪；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的指定外国人居住地方办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学堂。
最重要的，是第八款：“凡无故干预、代谋别国内治之事，美国向不以为然。至于中国之内治，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之权及顾问之意。即如通线（海陆电报）、铁路各等机法，于何时、照何法、因何情欲行制造，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此意预已言明。将来中国自欲制造各种机法，向美国以及泰西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指派精炼工师前往，并愿劝别国一体相助。中国自必妥为保护其身家，公平酬劳。”
蒲安臣率领代表团，由美国到英国。英国这时候的首相是保守党狄斯雷利（Disraeli），对蒲安臣十分冷淡。蒲安臣从9月19日（同治七年八月初四）等到ll月20日，等了两个月，才见到维多利亚女王。
其后，保守党内阁垮台，自由党格兰斯顿组阁，情形才告好转。新任外相克赖兰登勋爵于接见蒲安臣以后三天，在12月28日致函声明，今后英国政府不用妨害中国独立与安全的不友谊的压力；只对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不与地力当局谈判；但中国必须遵守条约；英国遇有臣民的生命财产受有直接威胁之时，仍必使用武力。
这项声明，虽则含有相当的“保留”，却是很重要的一项文献。克赖兰登把声明的内容写成训令，令驻华使领人员一体遵照，同时咨请殖民部与海军部查照结果，英国对华停止了“炮船外交”，直至义和团事件发生之时。
蒲安臣离开英国去法国，受到法国朝野的热烈欢迎。拿破仑第三接见他，并且邀请代表团参加宫廷跳舞会。但是，拿破仑第三既不肯订立平等新约，又不肯作一堪比于克赖兰登所作的声明。（不过，法国这时候已经复过克赖兰登一封信，说愿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蒲安臣的原定计划是要联络英、法，排拒普、俄。现在，只得改变方针，向普鲁士下功夫。他于是经由瑞典、丹麦、荷兰到了柏林，觐见普王威廉（其后的德意志皇帝威廉第一）与铁血宰相俾斯麦。
威、俾二人对他与他的代表团十分欢迎，其热烈不亚于拿破仑第三。俾斯麦表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前途未可限量。俾斯麦应蒲安臣之请，代表“北德意志联邦”发表了一件声明，其内容与克赖兰登的声明相仿。
蒲安臣于是又去俄国，在同治九年正月初三（2月2日）到达圣彼得堡。他会晤了俄国外相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看出他们对中国所存的野心，知道很难有结果，闷闷不乐。他也见到俄皇亚力山大第二，而且被邀请在正月十八日入宫欣赏古玩。这一天，他回寓便一病不起，在六天以后逝世。
清廷颁一万两银子，作为他的治丧费，追赠他“一品衔”。恭亲王亲自到美国驻华使馆吊唁。
代表团的首席，由志刚接任。此人的能力、热心与蒲安臣相差太远，只想早一点回国。
于是，代表团匆匆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取道比利时与意大利登轮东返，在比、意两国也只是顺便访问而已，毫无收获。
恭亲王之所以奏派蒲安臣、志刚等人作巡回大使访问各国，
无非是作为“修约”的一种准备。恭亲王对咸丰九年、十年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记忆犹新，而《中英天津条约》载有十年以后再行修改的条款，所以很忧虑列强又将提出若干新的要求。他在同治六年向各省督、抚征询关于“再修约”的意见，以及如何应付《天津条约》中已有规定而尚未实施的项目，如“觐见”与“遣使”。
外国大使、公使向本国元首觐见原是例行公事，然而清朝君臣始则坚持跪拜之礼，继则于战败以后答应“对其本国君主之礼”相见，仍用延宕手腕一推再推。官文说：“觐者，诸侯虻天f之礼……未有非属国而觐，即未有觐而不行跪拜礼者，且未有诸侯不自来而使其臣来觐者。今夷既末能进于中国，而中国转自变其礼，以委屈相从，奴才窃未见其可也。”
曾、左、李三人与官文的见解不同。他们认为不妨准外国大使、公使觐见。曾说：“拟请侯皇上（同治）亲政之后，准其入觐。其仪节临时酌定，既为敌国（对等国家）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左说：“在彼所争者中外均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李说：觐见“须待我皇上亲政后，再为奏请施行。” 于是，恭亲王决定：等待同治大婚与亲政以后，让各国大使公使觐见。他吩咐蒲安臣，向各国元首解释，现值两宫皇太后垂帘时期，按照中国礼俗女人不便接见男宾。
关于遣使的事，反对最坚决的也是官文。官文说：“中国（使臣）赴外国，并无应办事件，无须遣使。”赞成遣使的，也是曾、左、李。曾说：“中外既已和好，彼此往来亦属常事”。左说：“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不乏其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沈葆帧）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