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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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结果，何桂清被斥责一番。桂良又把薛焕强调关税不可放弃的意见向咸丰转陈，咸丰于是不再坚持。
为了挽回颜面，桂良、花沙纳在上海递给爱尔金等一个照会，内容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说：“以后领事官遇有重大事件，应向本国上司请示，不得自作主张，恃强妄为，以免有碍和好。”（这是骂巴夏礼。）第六条说：“各国领事不得发给中国船旗号，如已发给，一律撤销，以免不法船户，恃外国旗号为护符，为非作歹。”（这等于说，亚罗号事件根本是英国不对。）
这照会在咸丰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两个半月以后，英方才送来复文。在大体上表示同意。这时候所谓“通商章程”，亦即“协定关税”的详细条文都已谈好，而且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改称鸦片为“洋药”；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烟洋酒，藉口这些只有洋人才喜欢买，一概列在免纳进口税的项目之中。
鸦片既改称为“洋药”，从此冠冕堂皇地被准进口，列在协定了的关税税则以内，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进口税三十两。以当时的市价来核算，事实上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这是洋人对清廷特别客气的一种表示。
这一年，咸丰八年，销在中国的鸦片，有六万二千葙左右，比之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万八千箱，超过了一倍以上。
在出口货之中，最重要的是茶与丝。茶的税率是每石抽二两五钱（相当于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另一个“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国人的宽大，虽则英国政府自己也加抽进口税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丝的税率，是每石抽十两，低于百分之五。这是因为法国很需要丝，为了发展法国的绸缎工业。
列人免税的进口货，包括洋烟（香烟、烟叶、雪茄烟）、洋酒、香水、肥皂、面粉、牛油、奶油，等等。
这些税则，在咸丰八年ll月成为条约，称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种完全相同。虽则是写明了每十年重估货价，甚至修改税率一次；事实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个年头未曾修改。中国在财政上，尤其是国民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无法估计。
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英、法两大强国应该满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却又为了所谓“换约”问题再度用兵力威胁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夺品。
咸丰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敢”之处。他茫然于国际上互派使节的通例，总以为有了外国使节驻在北京，便是“藐视天朝”。同时，他又主张不定，时而想和时而想战，却又不懂怎样才能够和，怎样才能够战。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洋人留在欧洲的多得很，你咸丰能杀几十个，甚至几千个航海来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灭了所有的洋人么？
而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已有的明训，并无须熟悉近代国际公法才能够知道。咸丰“预谋杀人”，可谓自外于文明，自居于野蛮。
然而，洋人之坚持来北京换约，而且乘了兵船、带了大炮来换约，又何尝不是迷信强权，不讲公理？成丰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儿布隆，带了十六艘英国兵船、两艘法国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国兵、一百多名法国兵到达大沽口，准备进入白河，溯河而上直达天津，由天津转北京“换约”。清廷通知他们：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们无权进人白河。他们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转北京。
所谓“换约”，是交换双方元首于批准以后所签字、盖印的条约正本。咸丰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间的《天津条约》。剩下的手续，无非是静候英、法、美、俄四国元首批准而签字、盖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手续，不是什么严重的大典。英、法两国在缔定《天津条约》之时，坚持列入“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在过去不让英、法的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从此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头与两广总督办交涉）的权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装航行于白河，把兵船开到不属于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蛮横举动。他们不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懂得“天道无常”的道理，以为强者可以永强，弱者定将永弱。
他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一次咸丰皇帝已经略有准备，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设防。他们或许已经知道，而漫不经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们在北塘登陆，而且派了直隶总督恒福到北塘迎候。他们偏要驶入白河。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兵船首先闯进。二十四日，英、法两国的兵船炸断锁港的铁链。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国堡垒开炮，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炮兵还击。打了半天，英军一千三百名之中伤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军一百多名之中伤亡了十六名。英、法联合舰队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国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英军可令何伯本人也挂了彩（负伤）。
英、法二使受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恼羞成怒，驶回上海，分别向本国政府请兵。
于是，英国派了一万八千兵、法国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丰十年二月到达香港。
两国的驻华使节也换了人：爱尔金与葛罗东山再起，接替布鲁斯与布见布隆。
英国政府叫英军司令何伯专管海军，加派了一个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也派了蒙妥榜与夏儿奈，分任陆军与海军司令。
爱尔金与葛罗在（咸丰十年）二月十七日托两江总督何桂清，转递一件照会给“中国的大学士”（首相），要求对“白河事件”道歉赔偿，同时旧事重提，仍要来北京换约，在北京驻公使。
咸丰皇帝立加批驳，认为爱、葛二人“狂悖已极”。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爱、葛提出第二次照会，声明将用武力解决，占领中国土地。咸丰软了下来，谕令各地将士“不可先行启衅”，又密令僧格林沁筹划议和。
咸丰十年四月，英、法联军开抵舟山群岛，占领定海。
五月，英、法两国的军队分别占领辽东半岛上的金州（英）与蓬莱半岛上的芝罘（法）。清军在这几处地方均未抵抗。
六月十五（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这时候，英军的实力只有一万零五百人，因为已经留下七千七百人左右分驻香港、福州、定海、上海、金州。此外，有招募得来的所谓“广东苦力”二千五百人。法军的实力在六千三百人上下，有七百人留在芝罘。
英军有中级兵船七艘、小兵船三十四艘、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共计携带大小炮位三百六十一尊。法军的船数与炮数，不详。
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将北塘撤防。一方面咸丰皇帝有旨不许先行开衅，一方面僧格林沁以为英、法长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存心让联军登陆，然后再用蒙古马队将他们消灭。
联军由北塘转而向南，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三千人被杀得只剩下七个。 两天以后，新河之南的塘沽入于联军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相继失陷。当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军两千不战而降。联军在这一天先后俘获清军五百门炮。清军伤亡在二千以上，英军伤亡二百，法军伤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联军的兵船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将天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与爱、葛二人在天津谈判。七月二十日把条件谈妥：（一）加开天津为商埠。（二）把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三）英、法二使可以带几十名武装卫士进北京换约。
这三项议和条件，咸丰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应该签字的一天，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渡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憎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札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黍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竞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口），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訢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