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清朝-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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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国人以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过一个卡子，好比过了一个国；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中国认为，厘金之设，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纯粹的内政。

（五）华工准不准出国，也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以为，与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国人认为，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猪仔”，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

（六）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外国人以为，清廷硬要外国公使、专使（除了俄国的以外）与两广总督办交涉，不许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又不肯向皇帝磕头？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恨已极。

（七）（八）两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其所以变成严重，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美二使与法国代表。而所谓条文解释，大概是由于《南京条约》中文本上的“万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

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望厦条约》的修约条款，非英国人所能援例，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

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修改《望厦条约》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动。倘欲作小更动，不妨去广州，找叶名琛交涉。

这时候，英、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无法翻脸。英、法两国这时候（1854年1o月）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分不出力量打中国；美国呢，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

包令、麦克赖因、克来思考夫斯基，于是离开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丰五年，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代办”。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仍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跪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足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

叶名琛答复他：船是中国船，水手是中国人，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因此，不便送交亚罗号。

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要求：（一）书面道歉；（二）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三）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

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手扣留，严加察讯，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叶名琛又说，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中国人造船，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中国政府的船”，作为报复。叶名琛毫不生气，说：“巴夏礼所夺得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船，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咨请驻华海军司令、“英军水师提督”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

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以便审讯。这是lO月22日的事。

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须由领事主审，华方官商会审，审后方能带走。因此，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同时，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

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在23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凤凰山炮台。第二天，占领海珠岛，架好了炮，对准总督衙门。

第四天，是“礼拜天”，席摩儿上将休息。

第五天，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每十分钟一次。第六天，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第七天，英军进城，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然后退出，回海珠岛。

这七天，清军全不还手。因为叶名琛吩咐过：“不要理他们。”

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他贴出布告，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每颗三十元（墨西哥币）。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询问他们目的何在。他们的答复也很妙：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关于亚罗号事件，他们似乎均已忘怀。“修约”的要求，也被搁在一边。）　这真是旧事重提，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名琛一向以为，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虽则宣称“两年以后算帐”，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并未坚持前请，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至于中、英官员会面的问题，叶名琛心中有数。他自从接事以来，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都向他求见过，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回信说“改日再约”。

这一次，虽则城墙已被轰破，衙门已被冲进，他一本初衷，仍日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　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　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